党史上开展纪律教育的形式与方法

       党的二十届三中全会审议通过的《中共中央关于进一步全面深化改革、推进中国式现代化的决定》强调，建立经常性和集中性相结合的纪律教育机制，深化运用监督执纪“四种形态”，综合发挥党的纪律教育约束、保障激励作用。开展纪律教育不仅为现实所需，亦是历史传承。习近平总书记讲过一个历史细节：一九六四年十月，周恩来同志在音乐舞蹈史诗《东方红》演出人员大会上作报告时说，毛泽东同志说我们党是“一个有纪律的，有马克思列宁主义的理论武装的，采取自我批评方法的，联系人民群众的党”，“毛泽东同志特别把有纪律放在最前面，这不是偶然的。因为这是决定党能否坚持革命、战胜敌人、争取胜利的首要条件”。人不以规矩则废，党不以规矩则乱。按照马克思主义建党原则建立起来的中国共产党，不断加强纪律建设，以铁的纪律与严密的组织保证全党上下统一思想、统一意志、步调一致向前进，领导人民取得了革命、建设、改革的辉煌业绩。纪律的贯彻执行需要组织的推动，也依靠党员的自觉。要使党员将遵规守纪内化为自觉意识、外化为自觉行为，则离不开纪律教育。只有学纪，才能知纪，方能明纪，最终守纪。纪律教育使人掌握纪律，保持警醒，明确纪律“底线”，远离纪律“红线”。纪律教育成为中国共产党百余年奋斗历程中的经常性做法，并在长期实践中沉淀了丰富的内容与宝贵的历史经验。

以多种形式推进纪律教育

        寓于集中学习教育中的纪律教育。除了正在全党开展的党纪学习教育外，我们党还开展了十多次集中学习教育。这些集中学习教育虽未以纪律教育为题，但时时体现纪律要求。比如延安整风运动，其主要内容之一就是反对宗派主义，这本身就有纪律教育之意。又比如1950年的全党整风，其重点是整顿各级领导干部的作风，主要内容包括纠正少数人贪污腐化、违法乱纪的错误。还比如1983年开始的全面整党，明确“加强纪律”是整党主要任务之一，在整党过程中积极推行各种形式的纪律教育，最终增强了全党的纪律意识。新时代开展的党内集中教育亦贯穿了纪律教育的内容。以2015年在县处级以上领导干部中开展的“三严三实”专题教育为例，此次集中教育着力解决理想信念动摇、无视党的政治纪律和政治规矩等突出问题，最后达到了守纪律讲规矩、营造良好政治生态的成效。

　　进行经常性的纪律教育。这主要体现于行军作战中日常性的纪律教育以及党校和各级学校经常性的纪律教育，后发展为全党全军常态化的纪律教育。1929年，中共中央指示鄂西党组织，要求他们在将来的政治任务及工作中要做到“纪律教育化”，红军作战中要经常性召开批评会，检讨纪律执行情况；纪律颁布要向士兵解释，让士兵懂得纪律要求并养成遵守纪律的自觉。毛泽东等中央领导人也经常提醒地方各部队，在军事训练中加强纪律教育，做到纪律教育日常化。至延安时期，毛泽东在《论新阶段》中总结了以往党的学习教育经验，提出要把党的纪律教育纳入党的政治教育整体规划中，以确保纪律教育的落实与开展。自此以后，纪律教育成为党的政治教育中的常态化举措。经常性的纪律教育，可以通过反复的提醒与持续不断的学习，潜移默化作用于纪律执行者，让他们习得遵守纪律的自觉，形成保持纪律的习惯。新中国成立后，党及其领导的军队继续开展经常性的纪律教育，塑造了全党全军维护纪律的自觉。习近平总书记对此专门强调：“党的各级组织要积极探索纪律教育经常化、制度化的途径，多做提提领子、扯扯袖子的工作”。2016年开展的“两学一做”学习教育，致力于引导广大党员尊崇党章、遵守党规，推动党内教育从“关键少数”向广大党员拓展、从集中性教育向经常性教育延伸。2017年通过的《关于推进“两学一做”学习教育常态化制度化的意见》，是纪律教育常态化的制度性尝试。以制度化的途径推进经常性的纪律教育，可以给予日常性纪律教育更规范的方式，保证日常性纪律教育发挥更持久的作用。

以多元内容进行纪律教育

        纪律是纪律教育的主要内容。行军作战中日常性的纪律教育，以作战纪律、群众纪律、军事纪律为主要内容。从纪律包括党纪党规的视角来看，中国共产党历次集中学习教育曾涉及“四个服从”、进城纪律、请示报告制度、党章、关于党内政治生活的若干准则等相关纪律的学习。

　　学习纪律相关的经典文献，是对党规党纪学习的补充。延安整风运动中，中共中央先后制定了20多个学习文件，包括《反对自由主义》《论共产党员的修养》等阐述纪律的经典篇章。1948年为纠正地方的分散主义，中共中央决定建立并要求全党贯彻执行“请示报告制度”。为此，中共中央专门印发列宁的《共产主义运动中的“左派”幼稚病》，要求全党学习。毛泽东也指示，全党上下要认真学习该书的第二章，尤其需要认真阅读其中反对无纪律、无政府状态的内容。1983年开始的全面整党明确初始阶段的中心任务为“学习文件”，并把毛泽东的《反对自由主义》《反对官僚主义、命令主义和违法乱纪》等文章作为重点学习内容。经典经由学习教育化为行为自觉，影响穿越时空，代代相传。

　　 撰写文章，深入浅出阐述纪律条文及纪律相关经典篇章，也是党的历史上的经常性做法。延安整风运动期间，《解放日报》发表大量社论和理论文章，为加强党的团结统一鼓与呼，提高党员及党员干部对纪律的理解。1983年进行的全面整党，《人民日报》发表多篇评论员文章，加强了人们对纪律重要性的认识。

以多种方法开展纪律教育

       习近平总书记强调纪律教育要发挥先进典型示范激励作用的同时，更要深入开展反面典型警示教育。“要加强纪律教育，不搞不教而诛，用身边人身边事开展警示教育，用典型案例当头棒喝，使更多的干部红脸出汗、知错知止，‘见不贤而内自省’，使铁的纪律转化为党员、干部的日常习惯和自觉遵循。”典型案例最具冲击力，可以使人更加直观、更加真切地体会到违纪违法与个人的前途命运息息相关。违纪违法会对个人生活和工作产生强烈破坏，个人付出惨痛代价。只有建立起自己与纪律的直接联系，纪律执行者才会从内心深处产生对纪律的敬畏并心甘情愿地遵守纪律，而不仅仅停留于对组织规定的义务性服从。延安时期，党通过黄克功事件进行严明纪法教育，要求“对于自己的党员与红军成员不能不执行比较一般平民更加严格的纪律”；强调“四个服从”纪律时，毛泽东多次以张国焘叛逃为例，要求全党把此事作为教训，每个共产党员必须坚定政治方向，反对开小差；针对处分刘力功进行组织纪律教育，开展了一场广泛的大讨论，极大提高了党员干部和学生遵守纪律的自觉性。“三反”运动中，张子善、刘青山经常被拿出来作为反面教材，提醒党员干部保持思想清醒、生活廉洁。通过典型案例查找问题，解剖思想根源，以身边人和事以儆效尤，这种“以案促学”的方法在今日得以延续并广泛应用。

　　以批评和自我批评检查学习成效，是我们党在长期实践中形成的优良传统。从延安整风运动开始的批评和自我批评，在以后的纪律教育中被经常使用。较具代表性的有1948年以检讨落实“请示报告制度”、1950年整风运动用批评和自我批评检查思想与工作、1980年对标《关于党内政治生活的若干准则》开展批评和自我批评。当前正在开展的党纪学习教育，要求2024年度县处级以上领导班子民主生活会和基层党组织组织生活会要把学习贯彻《中国共产党纪律处分条例》情况作为对照检查的重要内容。《中国共产党纪律处分条例》也明确规定要经常开展批评和自我批评。批评和自我批评是我们党的优良传统，体现了中国共产党自省自修的优良品格，展现了中国共产党以学习教育促进贯彻落实的行为模式。这彰显了纪律教育的根本目的，即提高党员的思想觉悟与践行纪律的自觉意识，从而保证广大党员对党的路线方针政策的执行落实，铸就具有强大战斗力与高效执行力的大党强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