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23年9月24日，在去往海口美兰机场的路上，来自美国Jupiter Hills俱乐部的总经理Atilla问了我一个问题，他说：“Tina，现在美国的年轻人都不愿意进入俱乐部行业，是什么原因让你选择了这一行？”同车其他几位世界顶级俱乐部的总经理显然对这个问题也很感兴趣，车里安静了。这个问题的答案要回溯到我在大学里选择专业方向时的思考，我如实回答Atilla：“主要原因有两个。一是因为归属感对我而言很重要，我希望和人有真诚的交往和互动，而不仅仅是商业往来；”大家点头，我想这确实是俱乐部能提供的属性之一。
“第二个原因是，在俱乐部里，会员是那些最富有的人，而为他们提供服务、在俱乐部里工作的人往往是穷人（我其实想表达的是相对弱势的人群，但一时忘了英语怎么说）……”Atilla点头，说，确实是这样。
我接着说：“我希望这些最富有的人可以更好地照顾这些穷人。”回答完，车里的气氛热烈了，他们认为这个答案很精彩，同时也认为我很好。
对Atilla这个问题的回答诚然是我的真心话，入行的原因就这么简单，从16年前选择专业方向以来一直如此。我从不认为这说明了自己有什么高尚情操，仅仅只是因为无法不受好奇心和对真诚的渴求所驱使罢了，而且在现实中，往往是还要遭遇一些挫败感的。
送他们搭上返程的飞机，我也要飞去广州，与CMAA中国分会的前辈和同学们做一个主题分享。我思考良久，最终把题目定为了“高尔夫俱乐部可持续发展的多角度理解”。“高尔夫”和“俱乐部”是两个概念，日常表达中我们有时把两个词混为一谈无伤大雅，但分析问题时很有必要拆开分别来看。
在演讲中，我对比了一下中西方的文化，给了一道思考题，在中国的文化土壤之上，中国未来的高端俱乐部是否可以完全照搬西方的模样？这样的俱乐部能否广泛地被主流社会接受？未来什么样的俱乐部精神将能代表中国人的思想境界？
不论俱乐部行业在中国有没未来，作一些实事求是的思考锻炼总是无妨。
没有调查研究就没有发言权。有感于最近发生的一些事和中国高尔夫这些年来的遭遇，我想说说我对我国高尔夫全面禁止政策的理解。
中国的高尔夫人都知道，从2004年起我国的高尔夫政策从“限制发展”转为“禁止发展”。但中国的高尔夫人多数不知道，从2006年美国次贷危机展露苗头、美国房地产泡沫开始破灭以来，美国的高尔夫球场在市场经济下也开始进入“关张”多于“开张”的供给调整期，且这一调整期至今仍不能说已结束。从2006年到2019年，全美高尔夫设施的供给量相较于峰值时期缩减了约10%。
是的，我国的高尔夫球场建设从2004年起开始接受政策调整，美国的高尔夫球场建设从2006年起开始接受市场经济的调整。后来发生的经济危机大家都知道，由此反观，从时间点上看，甚至可以说我国的政策调整具有前瞻性。美国国家高尔夫基金会（NGF）从这段漫长的调整期中总结出一个经验教训：设施的建设要与需求相匹配。
1980年代“里根革命”以来，美国房地产球场和高端公众球场的建设成为主流。1986年至2005年，20年间美国高尔夫球场的总供给量跃升了44%，资本的“效率”着实令人惊叹。尽管有过去67年平价球场（含市政球场）建设所创造出的市场基础，一旦遭遇经济衰退，市场的调整仍然来得无情且迅猛。经济危机期间，美国各地政府出于保就业、保绿色空间的目的，购买了一些财务难以为继的私营球场，将其转型为市政公众球场，但美国的球场数量仍然是实打实地减少了。这样看来，在2008年经济危机来临之际，对于一个高尔夫运动尚未培育起市场需求基础的国度，我们早年的“限制”和“禁止”何尝不是塞翁失马，避免了资源的大量浪费。若以这一大局观来理解，2004年的全面禁止政策颇为合理。
然而，事情的走向往往会脱离“理智”的范畴，被“情绪”所左右，甚至进而被带有“情绪”的舆论所裹挟。“全面禁止政策”所带来的还有相关部门的“明哲保身”，众多媒体的“人云亦云”以及社会舆论的“以讹传讹”。但这些都不是我所害怕的，我害怕的是在这种氛围之下，人们忘记了以发展的眼光和开放的胸怀来看待事物。这样的情况倘若能发生在高尔夫上，那就也能发生在其他事情上，而这表示咱们的马克思主义教育还没有做到位。
新中国筚路蓝缕74年，高尔夫被引入新中国接近40年。此时此刻，高尔夫仍然是一个仅限于高收入人群和高尔夫从业者的运动，公众高尔夫的发展仍不敢说看见了苗头，我很有些遗憾。
疫情发生后，少数人可以在高尔夫球场上进行非人群密集、非密切接触的户外体育运动，而绝大多数人民群众仍难以享有户外低密度的体育休闲设施，高尔夫的供给结构如此不均衡、参与机会如此不平等，我很有些遗憾。
我虽然遗憾，但仍试着理解，毕竟，在经济那么强大的美国，高尔夫运动走向大众也是花了相当长的时间。最近，听闻了一些关于榆林两座高尔夫球场的消息，我止不住有一些思绪。由于不敢说全然了解具体情况，就只说说我曾亲眼见闻的，以及由此所想到的。
大约四年前，因为沙漠球场申请了GEO可持续高尔夫认证，我有幸到访了并未对外营业的沙漠球场，仔细了解了他们球场的设计理念和养护实践，与不同部门的员工进行了交流，还体验了一把他们的后勤生活。我记得当时很羡慕的有以下几点：球场每年冬天要封场5个月，那就意味着有5个月的带薪假期；饭堂的伙食很好，肉管够、菜管够、水果管够；由于气候干燥、平均气温低，球场压根儿没有虫害问题的困扰。其他一些专业和严肃的内容我就不多赘述了，以免你们认为我收了他们的好处费。我当时心里有一点儿犯嘀咕，球场固然被照顾得很好，员工固然被照顾得很好，但是球场不具备经济性。我看到的沙漠球场产生的最大价值是在行业大会上，以自身那些“生态友好”的举措为例来说明我国高尔夫球场设计建造上的一些误区（多数是从老美身上学来的误区），告诉大家生态环保的举措不仅可以降低成本，还有助于提高球场的可打性。我也去参观了相邻的球场，两座球场虽然毗邻，但在球场品质、养护和经营理念上截然不同。
随着工作经验和见闻更丰富一些，我发现，放眼世界那些最顶尖的球场，许多都不具备经济性，但无论如何，总是有人愿意照顾它们。很多这样的球场地处偏远，除了球场的存在以外，它们的土地谈不上具有什么经济价值。没错，适宜建造顶级球场的土地由于需要一些独特的特征和富于变化的地形条件，往往远离城市，远离那些传统意义上的良田美地，而其在财务上的可行性也并不能完全以市场经济来解释。皇帝没有金锄头，但这些富有的人确实很愿意把钱花在这些不经济的球场上。让有钱人去不经济的地方按照生态友好的标准来建高尔夫球场，只要做得好，我感觉这不是在扩大社会贫富悬殊，反而是在自发做“转移支付”嘛。
当然，富人有没有高尔夫打，轮不到我操太多心。不让他们参与内循环，他们大可以选择带着人民币出国去打球，为其他国家创造一些外汇收入。作为一个老百姓，我更关心的是像我一样的大多数。我们不妨把现在部分媒体对高尔夫运动的抨击稍微转个角度，转变为对老百姓为何参与不了这项运动的质问。
消灭高尔夫运动可以掩盖社会的贫富差距吗？掩盖不了。消灭高尔夫运动可以改善社会的贫富差距吗？改善不了，甚至会有反作用。
在大自然中进行体育运动应该是美好生活的一部分吗？应该是。一边在大自然中进行体育休闲运动一边与朋友亲人进行情感交流，这是高质量的生活时光吗？当然是。
我敲下这些文字的日子碰巧是10月10日“世界精神卫生日”，不用看报道也知道现在社会上越来越多的人抑郁了。何以解忧？医生大约会有如下建议：多接触大自然，多参与体育运动，多与真实的人进行面对面的交流。这些好像恰好都是高尔夫运动能够提供的嘛。然后我就愈加迷惑了，社会舆论为什么把一个有益于身心健康的运动当作“黄赌毒”来对待？
我来说一个会让大家心理平衡一些的推断。未来，不单老百姓难以参与高尔夫运动，就连有钱人想要在国内参与高尔夫运动也会越来越难。以美国的历史为鉴，随着经济的发展和城市的扩张，位于城市周边的高尔夫球场所占据的土地具备了更好的区位价值和经济价值，许多球场的私营业主会选择将土地出售套现，政府或许会将其规划为别的用途。也就意味着，在城市和城市周边，更多的球场将会关闭，高尔夫球场供不应求的状况将更加严重。
当然，我大可不必去为富人担心他们是否要为打高尔夫支付更高的价格、经历更多订不上场的烦恼。我所担心的，是失业的风险。我们说高尔夫球场的优点是能够提供包容性的就业，换句话来说就是就业门槛低，再直白一点儿就是从业人员的年龄、学历和专业技能恐怕都不太具备竞争优势，一旦失业，许多人怕是很难再找到同样好的工作，甚至很难再被纳入正规的就业体系。
当然，我们说，落后产能期望通过制造更大的社会不稳定因素来绑架政府的支持，这是不对的。是的，然后咱们国家的高尔夫产业反躬自省照了照镜子，发现这句话说的不是自己。反倒是，在我国力争产业链上游，淘汰落后产能的时候，如果为群众服务的高尔夫能被允许发展，由于它可以提供包容性的就业，它或许能够协助承接一部分无法被新经济所吸收的劳动力，帮助社会实现包容性增长。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