足球“道德经”：普兰德利的坦诚与勇气

体坛周报全媒体驻意大利记者 沈天浩

普兰德利来到特伦托体育节，出乎很多人的意料。2021年3月，他辞去佛罗伦萨主帅的职务，并留下一封令人印象深刻的告别信，信中解释了他辞职的原因：“在每个人的生活中，除了美好的事物之外，有害、有毒的事物也会不断积累，有时也会对人们造成损害。在我生命中的此时此刻，我发现自己处于一种荒谬的境地，无法继续做我自己。”普兰德利宣告了自己执教生涯的结束，他也确实信守了诺言，在其后再未拾起教鞭。

不同于大多数同行和圈内人，普兰德利选择在65岁的年龄，向外界袒露自己最脆弱的一面。足球世界对普兰德利造成了哪些伤害？无论如何，他并不恨足球。在退休两年半以后，他回到了公众的视线，与人们分享自己的故事。活动的主题叫做“我的道德足球”——对于普兰德利来说，足球不仅仅是一种运动。

本场访谈的主持人沃尔特·维尔特罗尼，同样有着精彩的人生故事。他最为人熟知的身份是政客，曾经担任过意大利文化部长和罗马市长，不过和普兰德利一样，在意识到自己无法做得更多之后，他也已经选择从政坛“退役”。如今，维尔特罗尼的工作是导演，以及《米兰体育报》的特约记者。不过为了保持主角叙述的完整性，下文采用普兰德利的第一视角。

从一堵砖墙到两场决赛

我的足球生涯始于一堵砖墙。小时候，我翻过这面墙，去教区中心的足球场踢球。小孩子们组队踢球，先进两球的获胜，然后换拨——没有人抱怨。后来，他们很多人都没有成为球员，而是建筑师、工程师……我成为了球员，可我很早就失去了父亲。那发生在我16岁的时候。在此之前，我是个很难搞的年轻人；失去父亲之后，我和母亲与两个妹妹在一起，感到肩上的责任重大。这当然是个悲剧性的时刻，但也让我成长。

球员时代的我效力过三支球队：克雷莫纳、亚特兰大和尤文图斯。在尤文，我们队内的两名外援是普拉蒂尼和博涅克。有一次训练任意球的时候，我们有说有笑，可普拉蒂尼却不吭声。特拉帕托尼去问他：“你在想什么？”普拉蒂尼的回答：“等那些开玩笑的人离开之后，我自己单练两个小时。”在天才的灵感以外，他还是职业精神的标杆。

尤文生涯中的两个伤心时刻，都来自冠军杯决赛。1983年，在雅典，我们0比1输给了汉堡。我还记得那个赛季的冲刺阶段，有一个客人经常来到我们的更衣室，他自称是“律师”（即贾尼·阿涅利）的朋友。这个人对我们说，只要你们能一直保持比赛前15分钟不失球，你们就能赢得冠军杯。我相信，这种迷信最终决定了我们的命运：汉堡队打入第一球的时候，计时器上显示是第9分钟，我们失去了信心。塔尔德利觉得，问题出在我们当天到球场太早了，可每个人都有自己的版本。其实，当时塔尔德利每天都给这个巫师打电话！

第二个瞬间是1985年的海瑟尔。起初，我们待在更衣室，门开了一条缝，我们看到看台上有很多英国球迷跑来跑去。过了十分钟，我们从更衣室走出，发现人们开始惊慌逃走，没有人停下来看普拉蒂尼、博涅克和西雷阿。博尼佩尔蒂过来了，他告诉我们现场有两名球迷已经去世了，在这样的情况下，他不想让球队出场比赛。不过，欧足联代表还是坚持让比赛继续进行。比赛结束后，欧足联代表要求我们带着奖杯，走到尤文看台的下方，本来说需要10-15分钟的时间，但我们只待了7-8分钟。

我最重要的恩师，当然是特拉帕托尼，我在他手下踢了6年。一件事让我印象深刻：那是一场罗马-尤文的比赛，特拉帕给我们每个人赋予任务，我来盯防内拉。比赛的僵局一直没有被打破，直到终场前七八分钟：罗马获得角球，我的一个明星队友走过来，要求我盯防另一个球员，可我得盯防内拉。最后，我听了他的，而内拉在那次角球中进了球。回到更衣室，这位球员滔滔不绝：“年轻球员的表现令人失望，他们不会成长……”他是谁？意大利人还是外国人？我当然不会说。

我去了淋浴室，遇到了特拉帕。我对他说：“够了，有一名球员拒绝了他本该承担的责任。”特拉帕托尼回到更衣室，和我们回看了失球的视频，他明白这不是我的问题，拍了拍我的肩膀：“晚安，切萨雷。”

意大利陷入“战术陷阱”

因为严重的膝盖伤势，我不得不早早退役。当时，我在周日上场比赛，周一整天都得敷冰袋。职业生涯的最后几年，我回到了亚特兰大，当时的球队主帅是蒙多尼科，他和俱乐部主席博尔托洛蒂一样，都希望我能够从教。蒙多尼科不知道我是否会成为一名好教练，但他相信把梯队的孩子们交到我的手上，是正确的选择。

于是，我还在亚特兰大拾起了教鞭。这家俱乐部最幸运的事情是：他们一直有靠谱的老板。博尔托洛蒂家族希望为球队赋予一种价值观：态度高于一切——我对此非常认同。（亚特兰大青训教父）米诺·法维尼对我的影响也很大，我和他共享同一种足球哲学：技术最重要。我们的人才选择，完全基于技术。对于14岁之前的孩子来说，战术没有任何意义。事实上，我相信这也是意大利足球当下的问题：我们抱怨国家队缺少特定的球员，比如强力中锋，可为什么会这样？这正是因为我们将战术看得过于重要，没有注重挖掘球员的技术特质。

执教青年队的时候，我只有在深思熟虑之后，才会将概念传达给他们，因为我不想摧毁他们的天才。技术层面上的天才，让球员们感到自己是场上的主角。回到当下，我看今天的一些青年队比赛，中锋的主要任务是做球，其他位置上的球员也被禁止在场上连续盘带。

前一阵，我和前尤文队友马西莫·毛罗在一次活动上，我对他说：如果你生在当下，肯定没法成为如此出色的一名球员。毛罗对我说：“我很幸运。当初我在卡坦扎罗出道，主教练是马佐尼。当时，我还在青年队，在一次与一线队的内部对抗赛中，我在场上盘带，马佐尼大声对我喊：‘继续！继续！’”

如何驯服问题小子？

我在国家队执教了四年时间。2012年欧洲杯，我们的前锋搭档是巴洛特利和卡萨诺。巴洛特利首先是个好小伙，从技术层面上一度是世界上五名最好的前锋之一，但或许也正是这种高期待，让他承载了过多的压力——实际上在国家队，巴洛特利从来没有制造过麻烦。卡萨诺？你需要直视他的眼睛，和他进行沟通，我和他之间从未出现问题。如果让我从执教过的球员中，选择一个人共进晚餐，我会选择卡萨诺：他太有趣了。

执教过最聪明的球员是谁？佛罗伦萨的约根森。他什么位置都能踢，靠自己的职业精神，帮助俱乐部度过了经营上的困难。后来，丹麦国家队的主帅和我见面的时候，给了我一个拥抱，他感谢我帮他“修复”了一名重要的球员。执教过最强的球员？考虑到本可达到的高度，或许是阿德里亚诺。当时我让他减肥，他很好地执行了计划，那问题出在哪？他根本没想成为世界上最强的球员，他的理想是接济50个巴西贫民窟的家庭，他做到了。

为什么将国家队带到奥斯维辛？因为我们都觉得应该如此。我们要走近那个地方，那里代表了人类的极致愚蠢与丑恶，球员们需要体验这些。我还带国家队去了（那不勒斯近郊、曾经被黑手党占据的）夸尔托进行赛前训练，第二天我们收到了一些非常不友好的消息——当时的我们真的触碰到了一个敏感的话题。足球世界里依然存在对同性恋的禁忌，我在欧洲杯期间发表了相关言论，但在我发言之后，卡萨诺拿起了话筒……你们懂的。

选择退出也需要勇气

我为什么选择结束执教生涯？说实话，那会儿我情绪极其低沉，看所有人都觉得不顺眼。教练的身份，让感受到巨大的责任感，执教佛罗伦萨时，我感到自己也是佛罗伦萨的球迷。关键性的瞬间出现在一场桑普-佛罗伦萨的比赛中，夸利亚雷拉为桑普进球时，我在场边感受到一种从未经历过的情绪，那是一种巨大的失望感。那之后，我和一位心理医生聊了聊，他说这种情况很正常，但我的压力太大，需要休息15-20天——这在足球世界里当然是不可能的。于是我做出了决定。

在足球世界里，抑郁症确实很常见，因为球员们很骄傲，然而生活中依然存在很多问题：家庭矛盾、夫妻关系、个人疾病、生涯低谷……我尝试帮助球员们解决他们的问题，可我只是一个足球教练，我的技能非常有限。这是个沉重的话题，不过幸运的是现在几乎所有俱乐部都有心理辅导师。法乔利陷入赌球案，为什么一个21岁的年轻新星会涉赌？你看到的是一个效力豪门的年轻人，可实际上他或许很脆弱。

当年在亚特兰大青年队，我们每年都会开会，强调那些不能做的事情，因为如果小伙子们违规，后果也会由俱乐部承担。很多时候，球员的问题并非来自他们本身，而是来自父母。也有小球员的父母对我说：“我需要你训练他们，不需要你教育他们。”其实，我并不想刻意教育他们，但他们的背包上印着亚特兰大的队徽。

今天活动的主题是“道德足球”。实际上，我在生活中从不使用“道德”这个词，我更喜欢谈论“态度”。斯帕莱蒂此前表示，自己不希望看到球员们在国家队带着大耳机，我对此表示认同：尽管我不会对球员们的平日言行吹毛求疵，然而一旦来到国家队，你代表的就是意大利。我还会考虑继续执教吗？不会。愿意教小孩子们踢球吗？或许，不过需要是非常非常小的孩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