金元足球退潮后，中超俱乐部唯有“抱国企粗腿”？

中超时隔3年重新全面迎回主客场，首轮联赛，就有场均近2.4万人的上座率，可喜可贺。一时间，人们惊叹于“上座反弹”、“开局不错”，特别是在北京和上海，分别迎来大赞助商京东、新投资方久事入主的两大老牌豪门国安和申花，其究竟能有多少旧貌换新颜的程度？还是备受外界关注。悄然之间，中超联赛似乎也要刮起一股新的春风，犹如在沉闷了许多个春夏秋冬之后，进入到一个新的春天，新的耕耘季节。

但事实真的是这样吗？好比春分、秋分之时，就一定是昼夜平分？真的就要天亮了吗？

有人说，联赛第一轮后的积分榜应该“倒着看”，皆因上赛季前三名武汉三镇、山东泰山和浙江队，目前齐聚倒数三位，而且，还是首轮唯一没有取得入球的三支队伍。但细心的人会发现，更加有趣的是，上赛季BIG3所输给的对手，皆是国企俱乐部：上海海港、上海申花和长春亚泰。这只是巧合吗？也许冥冥中就有一种暗示在发力。

必须承认的是，三年疫情过后，中国职业足球俱乐部的生态模式正悄然发生改变。2019年时，中超联赛所呈现出的“房企当道，国企作陪”的局面，以恒大、国安、苏宁和华夏幸福为代表的民企力量，无论是在数量上还是规模上，都要明显占据主流，更重要的是，民营俱乐部对国有俱乐部所体现的，不仅仅是数量上的优势，他们的经营理念，也在2010年至2020年期间越来越深刻地影响联赛本身。

然而伴随足球泡沫化的破灭，确切地说，是房地产企业越来越举步维艰，特别是市场经济伴随3年疫情陷入低潮，中国足球环境的生态也在发生巨变。但从客观来说，疫情只是足球生态巨变的一个催化剂。早在2019年左右，诸如苏宁、华夏幸福等民营大鳄，已经出现欠薪现象。因长期不计成本的烧钱式投入，民营俱乐部面临土崩瓦解早有预兆。

而也就是在那一年，中甲青岛黄海开始寻求股权多样化：青岛港、青岛啤酒、青岛城投、青岛国信、青岛饮料、青岛银行、青岛农商银行7家企业，成为黄海队的赞助商，同时，来自深圳的衡业投资集团，更是一跃成为俱乐部的大股东（握有63.625%股权），多年后回看这段历史时，这家俱乐部也被认为是中国俱乐部股改的先驱者。

于是从2020年开始，中超、中甲所呈现出的一个现象，就是股改盛行。这其中的涉及面之广超出想象。

一般来讲，在国进民退的时代，职业俱乐部股改主要是指民营资本为轴，吸纳国有力量，实现多元结构。这在《中国足球改革发展总体方案》第三项十一条也有指出，“优化俱乐部股权结构。实行政府、企业、个人多元投资，鼓励俱乐部所在地政府以足球场馆等资源投资入股，形成合理的投资来源结构，推动实现俱乐部的地域化。”包括之后浙江队、河南嵩山龙门、沧州雄狮等俱乐部的股改，都是遵循这一路线。

不过期间也有例外，比如职业联赛30年来最成功的俱乐部之一山东泰山，就是由当初的国网一家当道，转换为如今的“国网、鲁能、文旅”三权分立。当然，那次股权改革也是基于国网三产改革的大背景下所进行的——以更高的政治站位坚守电网主责主业，下决心退出传统制造业和房地产业务，并逐渐剥离非核心业务。

然而，股权多元化只是目前中超俱乐部的生存方式之一。国有企业全资入股，虽目前在中超屈指可数，但这种在早年间甲A时代流行一时的方式，反而保险系数更高，也更有生命力。比如这次申花由绿地转入久事，从严格意义上来讲，并不能称之为股改。上海久事投资管理有限公司是以100%持股上海申花足球俱乐部。相反在23年前，申花曾经历由7家大型国企共同参股组建的历史，然而有趣的是，在当年这7家企业中，久事集团就是其中之一。

这其实是一个非常值得深思的现象。从当初久事与另6家联手参股，以混合所有制方式运营申花，到历经20多年后，兜兜转转，又走上国有企业全资独立运营模式。这究竟是足球世界在开历史的倒车？还是人类社会螺旋式上升发展的必然？唯有时间才能给出答案。

但无论从哪个角度来讲，中国足球社会的国进民退，已经成为一种趋势。只是在体现形式上分为两类：一是仿效申花、海港、成都、长春的国有企业全资控股；二是如浙江、河南、沧州，走上民营结合国企的多元化股改之路。

然而，目前还有一些中超球队，是深处于夹缝之中。比如大连人和天津津门虎，以当地足改小组或者体育局牵头“集中力量办大事”的玩法，很难界定能够维持多久。而诸如梅州客家、南通支云、青岛海牛甚至武汉三镇等民营球队，也在为寻求股改而四处“烧香拜佛”。就说武汉三镇在夺冠后不久，就在各处奔走相告，需求武汉乃至湖北层面的支持，但迄今是没有任何进展。所谓香港衡宽国际集团的入主，目前并未体现在股权形式上的变化。而像梅州客家，自从去年8月，就已经在南方联合产权交易中心挂牌，征集股权合作方，但同样是杳无音讯。

从发展趋势上来看，这些俱乐部的结局无外乎是三种：一是股改成功，攀上“国”字高枝；二是有国有资本全资收购；三是维持现状数年，最终无力经营解散。而更客观来说，这些球会也只是暂时性转危为安，长远来看，他们的未来充满未知。

显然，在中超联赛全面恢复主客场之际，走市场应该是上策。但在大环境仍需时日才能完全恢复之际，有句话说得好，“靠市场不如靠市长”。

于是，像前文所提及的大连人和天津津门虎，据称都已经在为未来数年开始筹划，蓄力吸纳更多的国有资本参股，这从两家俱乐部将在今年部分场次，回归所在城市的亚洲杯球场，就可看出些许端倪。

但其实不只是这些生在夹缝中的球会，那些国有全资控股的大俱乐部，以及股权多元化球队，同样是离不开政策支持。比如申花这次股权转让，就有上海市方面鼎力推动的作用。至于股改工程，那就更有赖于地方政策。但说起来令人嗟叹，比如沧州雄狮，这家小球会的股改动作本来很快，但历经两年多为何依旧不能步入正轨？恰恰在于当地的人事调整。

当然在中国足球历史上，这样的故事并不新鲜，甚至都有点老掉牙。比如当年的四川足球，每当受到宠幸，自然蓬荜生辉，甚至营造金牌球市。可这就是一个美丽的泡沫，一旦政策不予支持，最终也就一地鸡毛。而在大连、上海、厦门，此等情景都曾如有雷同，比如十几年前申花俱乐部那位著名的王姓董事长，在被双规之后，从来都不用为发愁的申花，一度是曾有何其的落魄，也正因此走入朱骏时代的乱局，数年退居豪门行列。而厦门足球的落寞，就更加有代表性；一队之兴衰完全系于一人之上下，正所谓其兴也勃焉，其亡也忽焉。

其实，在职业足球改革的初期，人们就已经见识到，政策足球曾经起到很大的作用，但后来，就像职业化改革步入歧途一样，所谓的政策足球也越来越被异化，甚至只能带来畸形的奢华。将近三十余年，有多少大俱乐部，大球会，都是消亡于这个观念中。所谓政策足球，虽然是救亡路，但也可能是条不归路。

所以，当今所谓的“求政策、傍大款”，也只能是短期行为。从原则来讲，以联赛为本，回归市场，回归民众，这才是正道，除非不搞职业足球。

就好比近邻日韩联赛，他们所谓的多元化投资思路，与中超目前的股改形式，还是存在很大不同。

比如日本的东京FC，至2022年12月，该俱乐部的股东个数已达到360家，甚至还包括当地保险事务所、牙科诊所等小企业。无论是从吸纳企业思路，还是多元股东规模，都在本质上有所区别。而韩国K联赛的一些市民球队，虽然是由当地市政府主导成立并运营，俱乐部的所有权亦归市政府所有。但在其中，很多俱乐部都会通过销售公司股份，吸纳当地的球迷、小企业、公司或社会团体成为股东，因此他们在韩国也有社区俱乐部之称。

但在韩国，很有意思的是，像全北现代、水原三星等企业队，迄今仍保留较为浓重的企业化名称，只是那些市民球队如仁川联、济州联、江原FC采用中性队名。其实，这恰好体现出所谓俱乐部名称非企业化一种思路：即中性名的推进，是否应该主要应用于混合所有制俱乐部，那些单一性质全资控股型球队，是否应在候选之列？实际上，当我们今天重读《中国足球改革发展总体方案》之时会发现到：鼓励具备条件的俱乐部逐步实现名称的非企业化，是有一个巨大的前提——优化俱乐部股权结构，而在总纲之中，这一条也被归纳到“改革完善职业足球俱乐部建设和运营模式”第三大项，并未单独予以阐述。这就不由让人产生一种新的理解：俱乐部名称的非企业化，是否应以优化俱乐部股权结构作为前提？

在一片茫然和混沌之中，中国职业联赛走入到第30年，但很显然，它的生态，还远没有而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