王勤伯：包庇丑闻的时代过去了，犯错领罚应为常态

体坛周报全媒体驻意大利记者 王勤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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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月28日，担任法国足协主席近12年的勒格拉埃终于迫于压力辞去了主席职务。他坚持声称自己是无辜的，遭遇了一场政治迫害，接下来他会通过司法途径为自己讨回公道。

导致勒格拉埃辞职的是法国科教体育部独立监察机构的一份调查报告。多名女性提供证词，指控勒格拉埃利用职务之便对她们有过性骚扰行为，其中很多话语表达非常直白，甚至有过对两位职场女性提议一起玩3P......调查报告的结论是，勒格拉埃已经不再具备担任法国足协主席的正当性。

勒格拉埃的自辩非常简单，他不否认自己曾经对身边女性有过各种出格言语，但他坚持认为“我没有骚扰过任何人”。在他看来，他仅仅是在口头发出性赞美或性邀约，从来没有动手动脚过。

这位个子矮小的81岁法国人来自法国布列塔尼地区的小城甘冈，在老家做食品加工生意发家，担任过甘冈市长，他在足球世界的成名作是担任小城球队甘冈主席期间率球队打进法甲。

勒格拉埃保留着老派资本家的特色。在他眼里，女性既是工作关系里的附属和从属，也是近乎玩物和宠物之间的一种生物。他的家族企业一位前员工匿名接受法国《西部日报》采访，表示勒格拉埃对女性的骚扰很多年前就是家常便饭。

法国媒体评价此事时普遍使用了“时空错位”这个词。没有人可以否认勒格拉埃在法国足协任期内堪称卓绝的工作能力和成就。法国国家队的辉煌、法国足球青训基础愈加雄厚，法国成功举办男足欧洲杯、女足世界杯，法国职业足球的规范化和改革力度都是值得称道的。 

然而，这样的一个人物在女性观念、行事做派方面，已经完全和时代脱节了。他不符合今日世界一个公共人物起码的道德标准。他曾试图以自己没有犯罪为由拒绝辞职，但比他更了解当下的足协执委们说服了他。 

或许法国总统马克龙也曾加入劝说团队。勒格拉埃在辞职前一天下午和马克龙通过较长时间的电话。法国政府没有权力干预作为民间组织的足协的人事任免，但马克龙至少可以从社会舆论角度为勒格拉埃提供些许建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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勒格拉埃兼具资本家和政客双重身份，长期身处权位高处，在自己周围搭建了一个几乎全部由亲信组成的小圈子，同时也失去了对21世纪今天现实的接触和把握。这种错位并不属于他一个人，就像21世纪20年代会爆发复刻20世纪30年代话语的战争，在今日世界里最忙碌、最主宰的大人物，实际上多数是在维护已经成为过去或者必须成为过去的现实。

足球俱乐部不是权力机构，和公众有着更为直接的接触，在对时代要求做出反应方面要更加快速，尤其是对舆论格外敏感的英国俱乐部。 

在过去的年代，一位球员遭遇场外风波，有的俱乐部会动用社会关系设法捞人，甚至为假释提供担保。足球圈里存在一个流行的说法(和做法)：在法庭最终定论之前，俱乐部都会相信当事人的清白。

这种说法当然是为俱乐部维护自己的经济利益提供了最重要的支持。如果俱乐部必须冻结和一个场外出事的球员的工作关系，谁来补偿俱乐部为了引进他支付的巨额转会费？

但曼联就这样做了。2022年初格林伍德涉嫌强奸、人身威胁和侵犯被拘捕，曼联没过太久就做出对其停训停赛停薪的决定，曼联专卖店不再销售印有他名字的球衣，官方网站上也抹去他的所有痕迹。今年格林伍德被法庭宣告无罪，他要求归队，曼联的态度则很犹豫，仅仅发布公报说正在对他进行“内部调查”。

这仍是一桩悬案，有传闻称曼联仍然在考虑解决方案，例如接受格林伍德回归，但要求他必须接受一个以回顾和忏悔为主题的电视采访，以希望改过自新的迷途少年形象争取公众的原谅。

曼联能够采取较为强硬的立场，一个重要原因或许是在和球员的合同中存在约束其场外行为的条款。近期墨西哥俱乐部国立自治大学美洲狮单方面和涉嫌强奸入狱的阿尔维斯解约，也要求巴西人立即按照合同第14和15条赔偿500万美元。这些条款规定，如果阿尔维斯卷入“任何公开丑闻”或做出“根据案发所在国法律被视为犯罪的任何行为”，俱乐部都可以和他单方面解约并立即要求赔偿。

这样的合同约束无疑更加符合现代职业足球俱乐部的要求。俱乐部作为面向公众、尤其是面向青少年的社会实体，有强大的义务在道德方面进行自我约束。球员可以不担当道德标兵，但必须避免出现有违社会道德的丑闻、给青少年做出不良示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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就像最近巴黎圣日耳曼球员阿什拉夫·哈基米涉嫌强奸案情细节所揭示的，性侵害案件多发于熟人之间，也可能有男女双方调情作为前奏。但今天的公众已经更广泛地接受关于性侵的基础法理：不管是在怎样的背景之下，任何违反一方意愿的性行为都涉嫌构成性侵害。同时，寻找完美受害者是错误的。

巴黎圣日耳曼主帅加尔蒂耶带着强大的距离感表达了对球员清白的“相信”，但毫无疑问巴黎管理层会为不利于哈基米的法律裁决作出应对预案。如果哈基米被证实有罪，公众舆论一定会要求巴黎圣日耳曼采取行动。

西班牙足球有过一个最近的例子。2017年6月，阿尔梅里亚一名年轻女性状告当时效力于巴伦西亚的前锋桑蒂·米纳和他的一位前队友大卫·戈达尔对其进行强奸。桑蒂·米纳2019年回到母队塞尔塔，直到2022年法庭宣判之前，塞尔塔主席卡洛斯·莫里尼奥坚持对媒体声称，他没有和球员讨论过此事，在判决之前相信球员的清白。

然而，当年5月，阿尔梅里亚地方法院宣布，桑蒂·米纳没有进行性侵犯，但性虐待罪行可以证明成立，他被判处四年监禁缓期执行，并赔偿受害人5万欧元。大卫·戈达尔被宣告无罪。

判决立即在塞尔塔球迷中引发轰动，大多数人要求俱乐部处罚桑蒂·米纳，尽管案发时桑蒂·米纳效力的球队是巴伦西亚。卡洛斯·莫里尼奥只能顺应公众要求，对球员做出开除决定。桑蒂·米纳立即在劳动法庭上诉，法官支持了他的请求，理由是该判决不是终审，塞尔塔目前无权提前终止其劳动合同。

俱乐部迫于民意，也不敢让桑蒂·米纳返回球队中，最后以协商态度和球员达成一致，把他租借去了沙特联赛的利雅得青年人俱乐部，少了一个公众眼中钉，也少了一笔税前高达400万欧元的工资支出。

这里又产生了一个新问题，是否每个国家的俱乐部都可以像英超、墨西哥俱乐部那样签订严厉约束场外行为的合同？

在一些国家很困难，西班牙的劳动法庭判决就是个例子。就算是合同里有类似条款，也不是所有欧洲国家劳动法都允许，可以在职业合同里对职业之外的私人生活进行细致严密的规范并约定严厉的惩罚条件，法官同样可以判合同条文侵权无效。

但从长远的角度说，曼联式做法必定会成为主流，职业球员作为公共人物，严于律己是义务，保持健康正确的私生活状态在网络时代甚至可以视作体育明星职业素养不可缺少的组成部分——仅仅是在法律上被判无罪是不够的，也不值得庆祝，只要卷入这样的案子，就已经会被公众视作对俱乐部形象和公共道德的侵犯，付出代价在所难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