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史话】欧超背后，美国体坛封闭式联赛那些事（2）

体坛周报全媒体记者 孙奇

“欧洲超级联赛”的成立引发了足坛地震。消息一出，欧洲方面的诸多声音对这项新赛事嗤之以鼻，一个重要原因便是：它有悖于欧洲大部分集体项目联赛都遵循升降级制度为基础的“开放式”传统，向封闭式联赛的美国体育模式靠拢。即使有队伍排名垫底，他们也会留在该级别联赛里继续征战下一个赛季。考虑到欧超融资方摩根大通与部分欧超俱乐部的美国金主背景，这注定是两种不同的模式首次在欧洲发生如此激烈的直接碰撞。

美国式投资：“特许经营权”

与体育的不确定性和竞技至上相反，美国的封闭式联赛更像是一种保护主义，这与美国反垄断法的初衷背道而驰。在两大棒球联盟的冲突之后，美国最高法院于1922年裁定：该项目可以免于反垄断法的审查。1961年《体育转播法》正式通过，这一次的导火索换成了两个互为竞争关系的橄榄球联盟引发的争议，该法案将有权豁免反垄断法的范围扩大到了其他联盟。

作为美国体坛最具特色的创造之一，诸多体育大联盟采取的顶层设计是“特许经营”，这一模式为球队保值增值奠定了基础——投资者对球队的注资等同于购买某个联盟在特定市场区域内的特许经营权。与欧洲足坛球会普遍称为Club不同，美国俱乐部还拥有一个通俗的名称Franchise，其实质就是特许经营权。

自“保留条款”最终在美国体坛被自由球员制度取代后，为了避免球员薪资因此爆炸式上涨，大部分联盟设立了工资帽制度；工资地板制度也保障了球员的工资下限，与工资帽构成了特许经营权下的工资框架。这一框架使得俱乐部在选择球员时必须考虑薪资平衡问题，同时对将要登上选秀舞台的年轻球员予以密切关注。选秀过程中，联盟力图寻求的平衡再次得到了体现：联赛排名较低的球队可以在接下来的选秀中优先获得高选秀顺位；任何球员都不能拒绝俱乐部的合约，任何俱乐部也不能强行要求招揽最棒的年轻球员。

正因如此，特许经营权控制了球会的整体支出，但有些球员会因为拒绝或就工资帽 / 工资地板重新谈判而进行罢工。以NHL为例，劳资双方未能就纠纷达成协议引发球员罢工，联盟不得已做出了取消赛季的决定。这一经营形式也可以进行崭新的创造，例如NHL官方2017年通过对城市所在市场调研与评估后，正式批准来自拉斯维加斯的球队成为NHL的第31队。

美国体育的特许经营权还呈现出另一个富有当地特色的特征：所有者会向联盟相关部门支付一笔准入费用。此举是为了从整体财政角度出发，力求实现品牌利润最大化。为实现这一目标，特许经营权优先对于市场怀有依赖，而非一座城市、一个地区、一个国家甚至是一名观众。在欧洲，这一点几乎是令人不可接受的——好比一家马德里俱乐部为了自身利益将主场设在加泰罗尼亚。

当特许经营权在商业上形势不佳时，所有者可以选择搬迁到更有利于盈利的地区。1922年成立的橄榄球俱乐部芝加哥红雀于1960年改名为圣路易斯红雀，此后于1988年迁往菲尼克斯，6年后更名为亚利桑那红雀。搬迁在缓解俱乐部压力的同时给了球员开放的空间，没有降级之忧使得所有球队可以采用更赏心悦目的进攻打法吸引观众（最好的球员甚至由联盟支付工资）。在足坛，固定的参赛球队构成是欧超G12所看重的。

欧美的另一个差异还体现在如下方面：对于一位美国体坛的投资者，投入大把银子并不足以成为真正的大鳄。他还得拿出一揽子有说服力的商业计划，以证明自己可以为特许经营权与整个联盟带来巨大收益，包括详细计算与特许经营相关的商业营收（包括比赛日票房、广告、周边产品、餐饮等）。如今美国资本助推的G12对欧洲足坛力图推行地震式的变革，同样含有浓重的商业气息。

两种模式碰撞？欧陆早有先例

美国主要的体育大联盟通过控制特许经营权的财务，使其相对独立。相比于体育俱乐部本身，这些特许经营权更像是同一产业链上的商店，通过构建劳资双方的互惠体系来优化整体营收，甚至还控制了年轻球员迈向职业舞台的通道。而在欧洲，雇主们在缺乏秩序的情况下引入与出售国内外的年轻球员，也不能给他们任何成功的保证（欧洲足球这套系统中还包括青训补偿机制）。

在特许经营权框架下，电视转播权与门票收入由拥有经营权的团队共享。倘若球场上座率得到保证，特许经营权可以与当地电视台签署协议、共享收入。与此同时，在奢侈税制度下，工资总额高于联赛规定门槛的球队需要将超出部分按一定比例（根据相关球队的商业收入比例计算）分配给小球队，这在某种程度上能够加强经济状况一般球队的战斗力。球员也可以自由利用自己的形象通过赞助提升收入——尽管工资有天花板，但部分热门项目金字塔顶端的球员工资丝毫不逊欧陆顶薪。

（效力于底特律老虎的棒球运动员卡夫雷拉在2014年曾签下一份10年2.92亿美元、第11年与12年球队选项工资为5000万美元的超级大合同，这使得他成为当时全球收入最高的运动员。）

随着G12纷纷官宣成立欧超联赛，关于开放与封闭式联赛或美欧体育模式的纵横比较成为了空前激烈的口水战。这一碰撞不能被简单归结为文化冲突，在其他项目上早有从一种模式向另一种切换的趋势。以F1为例，尽管这项赛事主阵地在欧洲，但无法改变其封闭式联赛的性质，参赛车队与车手必须保证在一段足够长的时间内参加该项赛事，以保证商业合作伙伴、投资人的利益；自行车运动在欧洲受到极大欢迎，大量美国资本的注入使一些车队呼吁建立封闭的联赛系统，以保证世界巡回赛（世界范围内顶级联赛）的参赛车队至少可以参加该项赛事五年，而不会遭遇降级或被第二级别联赛的车队取代。

目光回到欧洲足坛。作为世界范围内吸金能力最强的足球俱乐部赛事主办方，欧足联对于欧冠参赛资格的获得有着明确规定、也会根据成绩分配奖金与转播费，现在看来无疑有些吃力不讨好——不仅无法阻止少数球队在该项赛事形成阶层固化的大趋势，切出的蛋糕也难合豪门之口。尽管长期以来的流动性保证了小球会存在露脸并闪光的可能性，但在几十年一遇的疫情大背景下，诸多底蕴强队也难掩对未来营收的忧虑，毕竟资本之于当代足坛的重要性不言而喻。

早在2018年11月，足球解密网站就已披露：以皇马、巴萨与曼联为首的几家豪门一方面计划组成联盟向欧足联施压，以获得欧冠收益的绝对大头；另一方面意欲共同创建一项由20支左右球队参加的封闭赛事，并计划在本世纪20年代起正式实施，如今得到应验。美国式封闭式联赛体制是否在欧洲同样可以完美适配有待实践检验，但这场没有硝烟的战争背后，两大模式的角力已经全面打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