体坛周报全媒体记者马德兴报道
当我们在谈论中国本土教练这些年为什么涌现不出高水平的教练员时,除了前面所提到的几个方面的原因外,一个不容忽视的情况,就是中国足协作为行业管理的最高部门,过去这些年来在教练员培养方面存在着太多的问题与弊端。
退役球员转型成为教练,首先应参加一系列必要培训、拿到相应的教练员等级证书,像执教中国的三级职业联赛队伍,按足协相关规定必须是拥有最高等级——职业级教练员证书。这原本是一个很好的规定,但在执行过程中变成了:只要报上职业级班的名便可执教,这就留下了太多的“漏洞”,并以此带来一系列的后遗症,不少教练为带队可以放弃学习,然后再转年重新下一个班,毕竟执教一线队的工资待遇相当可观。至于外教,也存在着管理方面的一系列漏洞,甚至即便是拿不出职业级教练员证书的原件依然可以堂而皇之地在中国职业足坛“混迹”,反正“无人过问”。
10年前,中国足坛的职业级教练员屈指可数;10年后的今天,中国足坛已拥有了近160名职业级教练员,数量应该说已不算少。根据韩国足协官网截止到2020年6月最新统计数据显示,韩国目前拥有职业级教练员173人,勉强比中国多10多位,几乎可以忽略不计。而日本足协在今年2月批准松本山雅FC队的教练村主博正为S级教练(即职业级),是最新一位拿到S级证书的教练,也是日本足坛的第510位职业级教练。
尽管与日本无法相比,但中国足坛的职业级教练员数量已可与韩国一比了,但为什么这些年来韩国到中国执教的教练人数,要比中国本土教练上岗的还要多?原因恐怕无非一个字:“质!”长期以来,中国足球总喜欢以“量”代“质”、“玩数字游戏”,片面追求数量。中国固然人多,但人再多,足球比赛场上也就只能是11人对11人,单纯数量的比较毫无意义。即便是中国的职业级教练人数超过韩国、甚至超过了日本,没有“质”的保证,也未必保证中国足球的水平能够超过韩、日。
在这个过程中,首先在于培养职业级教练员的人自身的质量问题。从2011年开始,中国足协的职业级教练员培训工作由德国人斯蒂芬负责,如今中国的将近160名职业级教练员中,大多数都是斯蒂芬的学生。今年欧冠八强中,四队的主帅来自德国,足以佐证德国的足球教练培训工作之质量。而斯蒂芬来华前,就是欧足联负责职业教练员的培训,像利物浦主帅克洛普就是斯蒂芬的学生之一。应该说,斯蒂芬的培训还是有相当水准的,否则欧足联也不会将其派遣到亚洲负责讲课,并最终推荐给中国足协。但随着中国足协技术部负责人的一再调整,斯蒂芬后期逐渐被排斥,足协找来了其他根本就不具备职业级教练员培训资格的人来负责中国本土职业级教练员的培训,在斯蒂芬开设的职业班中考试不及格者,换一个其他人的班,考试就可以顺利通过。这其中是否有不可告人的“秘密”?当事者或许最清楚。一个原本是件非常严肃的事情,最后变成了某种“交易”,也就难怪中国足坛这些年来就无法产生优秀的足球教练。
其实不止是斯蒂芬,之前的另一位德国职业级讲师克里特,也曾出现过一个职业班有2/3的学员考试不及格的情况,克里特坚决不同意给予毕业,结果严格要求反而成为了“罪状”,最终借着合同期满为由被“赶走”。
但是,看看我们的近邻,就以中国球迷所熟悉的02世界杯日本国脚中山雅史为例。这位当年世界杯赛上的10号球星至今尚未正式宣布退役,今年初受邀赴磐田朱比洛队担任助教。他边踢球边攻读教练员证书,早在2016年就已完成了S级(职业级)教练员的学业。但按日本足协的规定,学习结束后必须要有至少一年的实习经历,才可正式获得证书。由于中山雅史一直在踢球,没有时间完成实习,因而,日本足协一直没有颁发S级证书。至2019赛季初,中山雅史不得不边在J3球会沼津青蓝一线队当球员、边去俱乐部的U18梯队担任教练。一个赛季的实习期满后,日本足协才在2020年3月14日的理事会会议上决定,授予其S级教练员证书,这也使得中山雅史成为日本足坛第一位获得S级教练资格证书的现役球员。
这里特别值得指出的,日本的职业级(S级)教练证书并不是日本足协技术部就可决定发与不发,而是由日本足协召开理事会会议、全体理事会成员讨论通过,教练员必须要提交S级课程学业完成成绩、带队实践证明,包括日常训练训练日志等各种材料,全部摆放在桌上供各位理事会成员审议后,才最终做出发放与否的决定。也就是说,职业级教练员证书做为最高级别的教练证书,拿到这样的证书相当于获得一种最高荣誉。这种荣誉并不是花钱就能够买得到的,但在中国足坛,似乎“一切皆有可能”。
结语
受到疫情影响及经济形势的冲击,今年的中国职业足坛风光不再,各俱乐部再也没钱去“砸”所谓的大牌外教了。据此,曾经有人高喊着“中国本土教练的春天来了!”的确,作为中国球迷,我们当然希望中国的本土教练能够崛起,率队取得佳绩。而且,中国足协着眼于长远,希望大力培养本土年轻教练,也非常值得肯定。那么,中国的本土年轻教练们能够不辜负各界的厚望吗?只有时间才能给出明确的答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