西班牙疫区笔记：相同的病毒，不同的世界

体坛周报全媒体驻西班牙记者 武一帆

同一种病毒，思考方式不同导致操作流程上的根本差异，但结果是一样的。而播种收获的终究是生命，抗疫无论成功与否，都必须承受死亡。

春天

从植物学的角度说，我对植物没太大兴趣。一整套1980版的《十万个为什么》，《动物》、《医学》和《化学》被我翻烂了，《植物》和《数学》被扔进书柜角落。所谓“三岁看大，七岁看老”，大概能给我那无力愤怒的高中数学老师一点安慰。

然而知识改变世界，世界改变人。特别是中国人，一旦眼前有个一亩三分地，本能的反应就是种点什么。因此在这春暖花开的日子里，我也可以背着手，煞有其事地给访客讲一讲枫树和槭树的区别，为什么这种苹果树只开花、不结苹果，或是弥漫在西班牙南方城市里的茉莉花香，其实来自道旁的苦橙树，而苦橙虽然不能直接吃，却能用来做好吃的果酱。诸如此类。

没有访客。即便加利西亚乡村的春天依然是老样子，飘散着各色花粉和白絮，拖拉机在斜阳里翻耕，但暂时不会有访客。近来甚至有遛狗的人也戴上了口罩，哪怕平日散步只是和另一条田埂上的人招招手，也响应号召遮住了脸。

附近的农田大多种玉米：深春时把种子密密地撒下去，既不灌溉也不施肥，深秋时再连梗带果一起收割搅碎装袋，送到奶牛场。我的岳父、以前华北的庄稼汉偶尔扼腕道：“种得太密了！该收也不收！”他脑中想的是贴饼子和窝头，而拖拉机手想的是奶酪和黄油。

邻居开始清理院墙外的野草，他向上风处的我招招手，耸耸肩。他知道市政园丁会来清理，但院子里的活计早就完成，杂草都是一根根用手拔出来的，实在没别的事好做。“孩子们在上网课，装了各式各样的视频软件。有些事，虽然大家都知道，但还是不想变成家庭话题。”他说，“（我的）医院每天都会送出几份阳性检测报告，轻的打发回家，感觉不好的直接送到市医院去。工作没什么压力，但心理有压力。我尽量做点体力活，分散一下精神。”

超市

我逛商场会犯困，但一进超市立刻就上了多巴胺。西班牙宣布全国晋级状况之前20天，我已经去大小超市采买了四五次，直到将冰箱和储物间的食品柜和一层货架塞满，再略带郑重地坐在沙发上，看政府新闻发布会后，路人惊恐又茫然的表情。我喜欢在超市里享受那种被各种“生活必需品”和“基础农产品”包围的酒池肉林的感觉。如果全国晋级状况和禁足令的细则规定，无醇加利西亚之星啤酒也被列入生活必需品，那只要超市开门，就不该怨天尤人。

《国家报》登载了一篇《疫区爱情故事》。马德里两个小年轻因为各自“禁足”在家，没法朝朝暮暮，就利用“就近购买生活必需品”的豁免条例在超市约会，顺便在某个单元门的角落里接个吻，还获得街坊大婶“赞许的目光”。超市员工此间扮演了恶毒的反面角色，不但高声警告着在熟食柜台前隔空拉手的情侣们，还扬言要报警。不过几家大超市的高层都表示不能凭主观判断就轰走来购物的市民，警察也认定没有执法依据。而且过去两周开出的几万张违反“禁足令”的罚单中，并无一张的理由是“酸甜味的爱情”。

但这究竟是一篇纪实报道，不是少女文学。两人偷跑到一起过夜后，双双确认感染。西班牙没有集中隔离，但在家强制隔离半个月是没跑了。小伙子后悔了，但依然觉得这样分开相爱的人很残忍。不过从充满嘲讽和斥责言辞的文章评论栏看得出来，至少一部分人更清楚地意识到这世界怎么了。他们屈服于恐惧，宇宙间最本质的精神力量。因为恐惧，人们甚至忘了痛苦和孤独。人类想了很多名目来逃避和掩盖恐惧。

阿斯图里亚斯小镇上的警察会在十字路口停下车，给孩子们念一封“皮卡丘”写给的信。“皮卡、皮卡皮卡。”他们朝每个亮着灯的窗口喊话：“禁足不是为了服从，而是付出；不是一种牺牲，而是一种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