体坛周报全媒体记者 王勤伯
在2020年新年致辞中,国际奥委会主席巴赫强调奥林匹克运动的政治中立原则,要求各国运动员在2020东京奥运会上做出表率,不要让奥运会比赛和仪式(开闭幕式、颁奖等)成为抗议的舞台。
巴赫的讲话算得上语气中和、主题也符合时宜,但仍然引发了较为强烈的反响,“环球运动员”(Global Athlete)组织近日发表了一封措辞强烈的抗议信,反对巴赫的新年致辞。
(1)巴赫说了什么?
国际奥委会主席新年致辞闹出风波其实是比较罕见的。为什么这样?让我们先来看看巴赫说的是什么。
巴赫的新年致辞,既展望2020,也向奥林匹克大家庭讲述了他在2019年的重要工作。
巴赫认为,奥林匹克运动不是一个推动政治或者其他潜在分裂目的的平台,而当今世界的一大危险是体育政治化。
巴赫警告说,“历史证明,体育政治化没有结果,最终只会加深现有的分歧。”
2019年,巴赫在G20峰会和联合国大会都就奥林匹克运动的政治中立和反对体育政治化发表了讲话。巴赫表示,国际奥委会的信息得到了世界各国领导人和联合国会员国代表的全体支持,一致加入《 2020年东京奥运会停战决议》。
巴赫发表讲话的时候,美伊冲突尚未开始,但巴赫非常清楚东京奥运会面临的体育政治化风险——运动员的抗议随时可能发生,原因可能涉及国与国的冲突,也可能涉及特殊群体的诉求,尤其对于美国这种国内政治分裂严重的国家,已经发生过运动员把国内抗议带进国际赛场的先例。
坦白地说,笔者认为巴赫的话不仅没有原则错误,而且有必要以体育严守政治中立为主题。
美伊冲突让人类的2020年代一开始就充满了巨大的火药味,难道不说明巴赫强调的内容具有视野和预见性?
作为奥委会主席,巴赫强调“运动员在尊重比赛场上的政治中立性方面扮演着核心角色”,争议开始于这里。
“绝大多数运动员中对这一点拥有广泛的支持和理解,奥运会比赛和仪式不应成为政治言论或任何形式的抗议活动的舞台。尊重同行也意味着尊重他们独一无二的奥林匹克时刻,不要以自己的政治观点去分散他人的注意力。”
这句话没有使用祈使句,巴赫真的不是在对全世界运动员下达什么行政命令。
但“绝大多数”这个词,在西方语言是非常容易引发争议的。除非是拥有格外透明、真实、强大的数据支持,发言提及“绝大多数”都可能对受众引发巨大的心里刺激。
同时,新年致辞以反对体育政治化为主题,但把责任大都交给运动员群体,或者说在篇幅上较重地强调运动员责任,这里就给争议留下空间了。
(2)谁在抗议巴赫?
严词回应巴赫的“环球运动员”(Global Athlete)又是何方神圣呢?
严格意义上,“环球运动员”算不上一个组织,更多是一项运动。这个运动的领导人是此前长期担任世界反兴奋剂组织(WADA)总干事的加拿大人科勒,早期支持者不少是英语国家运动员。
科勒曾告诉媒体,“环球运动员”运动的成立,目的是提升运动员的声音,让他们不再是听话的羔羊。
可以看到,国际体育组织从一开始就不敢小视“环球运动员”的每一个举动。“环球运动员”在体育大家庭里格外活跃,甚至在一些国际会议获得发言机会,他们呼吁各国奥委会减少对运动员个人赞助商的限制、尊重运动员个人权利;他们反对WADA在2018年对俄罗斯解禁,认为解禁的条件并不成立,对干净的运动员不公平;他们又质疑WADA对罗马尼亚过分仁慈,因为该国也涉嫌篡改实验室数据——WADA法务负责人也以格外专业的方式回复了质疑,并不敢轻易忽视“环球运动员”的质疑。
这一次,“环球运动员”怎么看待巴赫的讲话呢?看看他们的公报:
环球运动员”注意到了国际奥委会主席巴赫的新年致辞,警告运动员不要在2020年东京奥运会上进行任何形式的抗议。巴赫主席重申了他对体育日益政治化的反对。
让我们说明白一些:奥林匹克运动已经将体育政治化了。举几个例子;平昌冬奥,国际奥委会促成南北朝鲜联合组队。国际奥委会在联合国大会有观察员席位;国际奥委会主席定期会见各国政府首脑;奥林匹克运动的自治身份早就被推翻,政府领导人兼任国家奥委会领导人、国际奥委会下属委员会负责人同时兼任某国部长。木已成舟,国际奥委会已经将体育政治化了。
根据《世界人权宣言》第10条,言论自由是一项基本人权,体育法规不应具有限制该权利的能力。运动员参赛,并不从国际奥委会领取经济回报,国际奥委会和运动员也不是雇佣关系。而事实上,国际奥委会却要求运动员签字放弃个人权利才能参加奥运会。
运动员们花了多年的时间才能获得参加奥运会的资格。如果运动员想发表观点——在尊重《世界人权宣言》所规定的他人权利和自由前提下——我们必须包容他们的不同意见。让运动员闭嘴是不能容忍的,威胁把他们逐出奥运会,更体现了体育领导人与运动员之间的权力失衡。运动员需要团结起来,以确保自己的权利得到保护。
(3)什么叫“搞政治”?
看完争议的来龙去脉,不得不说,这个问题很难深入去探讨。
何为政治?
泛美运动会上,美国运动员把对特朗普的抗议带到了领奖台上,这是明白的政治立场表达。女足世界杯,拉皮诺埃公开表示夺冠不会去白宫,也是政治立场的明确表述。
从广义来说,如“环球运动员”自身——运动员抱团、提升自己的话语权、争取更多利益,而且暗示国际奥委会本身的官僚和政治性质,与之进行对抗,这同样是“政治行为”——在欧洲体育界,像意大利的球员工会主席这样的人物,也会被视作“政治家”,有立场、有利益诉求,就是在搞政治。
笔者并不认为巴赫的贺词存在原则问题,更算不上警告。巴赫的预感没错,世界时刻面临动荡,体育必须保持敏感,并维护自身的纯洁。
但为什么世界上不少媒体把巴赫的话视作“对运动员的警告”甚至使用了“威胁”这样的词汇呢?
了解奥林匹克运动的人都知道,运动员从来不是让体育政治化的主力军。或许巴赫本意也不是针对运动员,但这个话题在新年致辞中太长篇幅、用很大比重去强调运动员的角色和责任,把他们视作体育政治化潜在的载体和敌人,这样自然会引发敏感人群(记者,活动家,运动员代表)的反弹。也不排除国际奥委会在巴赫讲话之后推出一些新规定,引发更大争议。
(4)“体育政治化”由德国人开创
作为德国人,巴赫一定知道——奥林匹克运动员和体育政治化的第一部巅峰作品是1936年柏林奥运会——这部作品并不是运动员群体创作的,而是德国政府和国际奥委会集体创作的。
同时,国际体育界对于奥委会主席本人的言行也格外敏感,因为过去的国际奥委会主席从来不乏通过体育大张旗鼓搞政治的人物——例如留下“传世经典”美国人艾弗里•布伦戴奇。
布伦戴奇在1952-1972年间担任国际奥委会主席,从头至尾都在搞政治,对任何反对意见,他回答都只有一个:“体育让政治走开”。
布伦戴奇坚决不同意美国国内抵制1936年柏林奥运会的呼声,理由是“体育让政治走开”,与此同时,他一直反犹,并且容忍赛场内的纳粹礼。
1972年奥运会再度在德国举行,发生了血腥的慕尼黑惨案,布伦戴奇坚持剩余赛程照常进行,理由还是:“体育让政治走开”。
1954年奥委会雅典年会,中国人民共和国以23票对21票的优势获得了国际奥委会的承认,布伦戴奇这样大骂中华民国代表郝更生:
“23比21!只要2票就够了!而且你们该有这2票的!孔祥熙和王正廷为什么不来?别说他们到会的影响力,只要他们投了票,结果就是23比23,这样我作为奥委会主席就可以把决定票投给你们,24比23!这样共产党还有什么机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