王勤伯：纪念我的老师 “大仙”王俊

体坛周报全媒体记者 王勤伯

（1）

平安夜，“大仙”王俊去世了。

享年多少岁，我不知道。

我为什么要知道？

你们都知道好了。

明年这会儿，你们不太会还知道。

诗人的生命是纯粹的生命，

诗人的死亡是纯粹的死亡。

我只知道，他是我的老师。

我和我的老师从未见过面，或许他也从未听说过学生的名字。

但他是我最好的中文老师，永远的写作老师。

我小时候不喜欢北方汉语，对，普通话。我觉得南方汉语更像我想要的汉语。听歌，我也更爱粤语歌，“人皆寻梦，梦里不分西东”，多有音律感的鼻化元音！

大概是上小学五年级，家里订了《足球》报。

很多人通过《足球报》的专栏页面认识了最早的一批球评家，汪大昭、毕熙东、李承鹏……

通过这一页认识了我的中文老师王俊。其他人的都不爱看。唯有王俊的专栏，我会朗读好几遍。

老师是北京人，他的语言是普通话。

于是，我知道我也可以喜欢北方汉语。

但老师教我的不是北方汉语。

年龄稍大一些，我也开始学写短文、写诗。

潜意识里，“大仙”王俊始终是我的榜样。

他时刻在回答我内心深处那个最致命的问题：

写作，是为了什么？

（2）

后来我成了体育记者。

如果想见到老师，完成拜师礼节，格外容易。

我期待过的偶遇从未实现，

因为我从来就没有期待。

面对榜样的尴尬，并不源自羞怯。

你赋予另一个人的宏大含义对于受者而言本身格外荒唐。

诗人大仙可以怀抱美酒，可以怀抱美人，绝不会怀抱“为人师”的浅薄念头。

同时，我也是个无知的学生。

大仙的朋友，应该读过不少他的诗。

大仙的粉丝，应该收藏过他的书籍。

而我除了他发表在《足球报》的专栏，只读过一些他写在微博上的句子。

这是成长的遗留问题。

当一个人的文字紧密伴随过你的少年时代，你不知道的他也是过分熟悉的。

（3）

内心深处的诗人“大仙”，如何回答少年时代的我：“写作，是为了什么？”

写作，不为什么。

踢球，不为什么。

歌唱，不为什么。

爱情，不为什么。

游戏，不为什么。

这是他的话？还是我的捏造和臆想？

臆想又怎样？捏造又怎样？

佩索阿说过，诗人就是伪装。

读着王俊的游戏文字，在一切为了什么的世界里，少年我领悟了“不为什么”。

我对北方汉语的天然戒心顷刻解除。

我和世上所有的语言全部和解。

我的和解不是屈服，而是等着把它们游戏、摇滚和拆解。

多年后，在《忧郁的热带》一书中，我读到巴西丛林里，一位部落首领请人类学家列维∙斯特拉斯向成员展示文字和书写。

列维∙斯特拉斯察觉到，自己展示的内容，其实被部落首领变成了迷惑部众的把戏。

于是他进一步意识到，文字的诞生可能天生就是为了制造奴役和不平等。

所以我热爱伟大的诗人——费尔南多∙佩索阿，尼卡诺尔∙帕拉——在文明繁华又罪恶的废墟上，只有诗歌能让语言和文字重生。

有次读到尼卡诺尔∙帕拉：

“现在，谁把我们从解放者手里解放出来？”

突然觉得像是王俊的句子。

长大后我才知道，

写足球专栏的老师，是个诗人。

（4）

我最好的语文老师是个诗人。

我是一个未遂的诗人。

这是我们的师徒关系。

世上不会有比这更单纯的师徒关系。

亲戚或余悲，今日我亦歌。

你歌沧海桑田悲欢离合，

我歌加比戈尔迭戈济科，

一日弗拉门戈，至死弗拉门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