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严益唯：男足该如何复制女排精神？

体坛周报全媒体记者严益唯述评

郎平率领球队夺得世界杯，女排精神再次成为国人津津乐道的话题。女排精神无论内涵多么丰富，有一个本质特征就是“超额完成任务”。

1981年，中国女排第一次在日本夺得世界杯之后，一些生产单位的职工在给女排的贺信、贺电中就表示，“要学习女排精神，保证完成和超额完成任务”。这是女排精神诞生之初的含义，其实也是将近四十年来，女排精神的标志。

女排精神意味着超常的付出，更需要通过“超额完成任务”来体现。所以，当女排低谷的时候，我们会期待球队不要丢弃女排精神；当球队从低谷走出时，我们会归功于女排精神的传承；当球队再次辉煌时，我们才会说，这就是女排精神。

这样看来，中国男足在女排精神诞生至今，并没有成功复制过一次女排精神。2001年的世界杯亚外赛，好不容易完成出线的任务了，但是却在世界杯决赛圈一球未进，一分未得，没有实现足协赛前定下的“进一球，平一场，赢一场”的任务。而那一次，算是中国男足最接近“超额完成任务”的一次。

那么，中国男足为何在全国掀起的学习女排精神的时代背景下，耗费将近四十年，都学不好女排精神呢？要回答这个问题，我们不妨看看，中国女排到底是如何从一个胜利走向另一个胜利，不断以“超额完成任务”的方式——就像这次在日本，再一次以不可思议的全胜战绩夺冠——传承女排精神的。

其实这个问题不复杂，很多同胞心知肚明。这两天，记者就在一个微信群里看到有人这样写道：“很多人认为这次女排的胜利是女排精神的不灭。其实……老女排是举国体制的胜利，新女排是市场机制的成功。”

如果将郎平做球员时代称为老女排，她做教练时期称为新女排。那么，老女排的精神源头，其实是日本教练大松博文所提倡的“魔鬼式”训练，也就是后来我们所说的拼搏精神。新女排的精神源头，则是尊重运动规律的职业精神。

关于郎平如何力排体制压力，参照美国的运动管理机制，彻底改革，为中国女排建立一套脱离体制的管理系统这方面的故事，网上很多流传，不必赘述。其实，不管是大松博文式的奋斗，还是郎平带来的现代体育的管理体系，都有一个共性：符合运动规律。

现在，再来看中国男足过去将近四十年的发展史。我们发现，虽然屡次失败都有各种看似偶然的原因。但，这么多偶然之下，也有必然，那就是不按规律办事。

十多年前，早已经开始职业化改革的中国足协，还试图通过体测来倒逼队员保持基本的体能训练。如今，伴随着收入的大幅度增长，球员的职业素质普遍提高。但是，在成绩的指挥棒下，急于求成的足球管理部门政策朝令夕改，总不肯放弃行政力量对男足运动的干涉。

虽然，从一些局部来看足协也在放权，比如里皮团队获得了相当大的授权来管理男足。但是放眼整个中国足球，虽然经历了长期的所谓职业化改革，但整个系统仍然缺乏现代体育的管理理念，职业化改革不彻底，去行政化任重道远。

总之，在提倡拼搏的举国体制下，中国男足不是拼得最狠的那个；在职业化进程中，中国男足又不是改革得最彻底的那一个。这样的男足，如何指望能够“超额完成任务”？即便是凭借归化球员，里皮有可能带领中国男足有一些突破，但是只要职业化改革不彻底，这样的突破如何能指望能够持续？

无论是郎平还是里皮，他们都是体制外的人，他们只能对自己负责，一旦他们离开，他们带来的改革或改变是否还能延续？将来女排在后郎平时代若要传承女排精神，就要保持并发展郎平所带来的改革硕果；对于男足来说，未来在后里皮时代，只有下决心彻底地职业化改革，才可能复制女排精神，在世界杯中“超额完成任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