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手记】体坛记者误打误撞成乌拉圭专用业余摄影师

体坛+特派记者武一帆报道

可惜未能送乌拉圭一程。未能拍下何塞马里·希门尼斯在人墙中间抽泣的面容——被某英国绅士蔑为“丢人”的泪水，未能拍下一群人告别世界杯赛场的神情。

没想过我会成为乌拉圭的“专属”摄影师。至少世界杯开赛前没想过。说起玩相机，我不过是拿着结婚彩礼钱，央求一位真正爱好摄影的高中同学，去北京马连道茶城四楼，像买其他家用电器一样挑了几样看起来还过得去的家什，又像日式RPG人物一样给自己装配起来罢了。

过去8年间，我就挎着从林志颖网店里买的帆布包，堂而皇之地进出西班牙各级别赛事的现场。大多时候，同时挂着文字记者证和相机的行为是违反媒体管理规定的。甚至到了去年，最宽松的拉科鲁尼亚主场也禁止我在看台拍照。

5月份，随着拉科鲁尼亚降级，我暗想：“世界杯结束后，干脆申请一个摄影师证吧。”在冻死人的看台上写稿并不享受，而且对中国媒体而言，在现场报道比赛实况毫无意义。可是在看台上至多无聊，在场边可是要忍受大半年的凄风苦雨。对于纯属业余爱好和收藏的某人而言，简直是自讨苦吃。

啊，里亚索会不会也有“看台摄影席位”呢。我站在罗斯托夫球场里想象。国际足联给一些非重要甚至非专业的摄影师在看台上——文字席下方，VIP席上方——预留了位置。这里避风遮雨，视野不错，只不过拍摄到的图片角度比较接近“电视画面”，缺少艺术独创性。罗斯托夫的几场比赛，有一位身穿摄影背心但连相机都没有的俄罗斯记者（或者内部人员）谢尔盖，和我称兄道弟，悠然看着比赛。

从第2场，巴西对瑞士的比赛开始，我尝试从官方设置的佳能技术服务部门租借更大更长的镜头——我自己的100-400mm长焦镜头在场边勉强够用，但在看台上还是够不到特写。就现在的经验看，在罗斯托夫，用500mm足矣，而在索契则需要600mm的大家伙。

乌拉圭对沙特赛后，我打包了几张希门尼斯和戈丁的照片给了好朋友“床垫姐”。她在马竞媒体部工作，是希门尼斯的脑残粉，顺便成了乌拉圭死忠。考虑到本报并没有特别严格的图片协议，我这公器私用（更别说相机是个人财产）的行为还不算太过分。“床垫姐”喜孜孜地把图片转给了球员本人，收获了意想不到的回馈。

我的图片出现在了戈丁和希门尼斯的Instagram账号上，得到了数以万计的点赞和评论。一时想不出，我过去十几年写的任何稿件有这样的传播度。当然，我压根没想过在图片打上水印再送人，所以即便球员本人恐怕也不知道拍摄者是谁。

话说回来，我是那种朋友圈数周乃至数月都不见动静的人，海外社交账号基本上是摆设，“脸书”已停更许久，微博上以吐槽他人为主——总之，是一个乐于活在视野外的人。这样大概一辈子也别想出名。

所以，当索契那场1/8决赛结束，某个乌拉圭摄影师气喘吁吁地在媒体间四处询问有没有卡瓦尼庆祝图时，我朝他招了招手。这位老兄在场边踞守，结果卡瓦尼两次庆祝都背对着他，一张好图都没拍到，无奈只能朝同行求助。我将几张自认为最好的图拉进他的U盘内，玩笑说：“50美元一张。”他苦笑道：“这样吧，我把下一场比赛的图片十倍反馈给你，作为交换。”

算了。临走前才想起来问一句他究竟是哪家媒体，我也好知道自己种的瓜被谁拿走了。“我是个自由摄影师，专门给球员社交平台提供图片的。”隔天一翻Instagram，卡瓦尼怒吼、挥拳、半带悲愤跪地庆祝图片赫然在列。

缘分吧，也算是毫无职业摄影师素养的损公济私行径。但我本来就是业余的、假装摄影师的文字记者。遭到资深同行谴责，我也毫不介意。

罗斯托夫的摄影技术支持非常宽松，可以连机带镜借到一套，空着手来也能干活。但我坚持用自己那个并无超高速快门的5DIII拍图，只怕拍出来的图片完全不是自己“亲生的”。

这几万张图片和肥大的印有FIFA标志的绿色摄影背心，是世界杯送我的最好礼物。我要穿着它去西丙的球场，让阿马德奥那个“专业”跟队摄影师继续和别的同行吹牛，说：我这个小兄弟可是刚从俄罗斯回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