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克观世界杯·往事】1978：政变、将军与密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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体坛+记者克韩报道
1、1978年世界杯的主办权，在1966年的伦敦大会上就决定了。当时联邦德国和西班牙争抢世界杯主办权，最终国际足联决定一家给一个：联邦德国主办1974年世界杯，西班牙则主办1982年世界杯；中间的1978年世界杯应该给美洲，本来墨西哥是阿根廷有力的竞争对手（哥伦比亚早早退出），但在1964年墨西哥被授予了1970年世界杯举办权（阿根廷在投票中排第二），所以也退出了申办，阿根廷顺利的拿到了世界杯主办权。
《足球：与敌对抗》
12年的时间，对于当时政局动荡的阿根廷来说，确实太长了。西蒙·库珀的《足球：与敌对抗（Football Against The Enemy）》一书中记载了这么一则笑话：当你开车经过阿根廷军事学院时，就会有人和你说：“看啊，我们未来的总统正在那里训练。”1966年阿根廷获得主办权的时候，翁加尼亚将军刚刚通过军事政变上台，到了1978年世界杯开始时，阿根廷已先后经历三次军事政变、四个总统（其中就包括庇隆和“阿根廷别为我哭泣”那位庇隆夫人）。
庇隆夫人
1976年，也就是世界杯举行前两年，阿根廷经历了一次血腥的军事政变，魏地拉将军（Jorge Rafaél Videla）作为军政府首脑推翻庇隆夫人上台。在魏地拉军政府统治期间（1976年到1983年，包括魏地拉的一些继任者），阿根廷共有1.5万到3万人“人间蒸发”，最常见的“消灭”方法包括把人从飞越拉普拉塔河的飞机上推下去。魏地拉因此也在军政府还政于民之后，多次被起诉反人类罪，直至2013年在狱中去世。
魏地拉将军（中）
军政府当时很快意识到，有必要办好世界杯，一来这能证明他们的执政能力，足以保证一个安全稳定的阿根廷，二来也能增加民族凝聚力。军政府的一个标语就是“2500万阿根廷人将参与这届世界杯（play in the World Cup）”，结果后来被人改成了“2500万阿根廷人将为这届世界杯付账（pay for the World Cup）”。
在财务上，军政府把世界杯作为第一要务：全国预算的10%被用于筹备世界杯相关项，其中包括翻修河床、萨斯菲尔德、罗萨里奥中央等球队的球场，建设几个新球场，建设新闻中心，建设彩色电视的转播系统，改善机场和公路交通等。尽管官方称总成本只有7000万到1亿美元，但实际成本应是支出了7亿美元左右，这是4年后1982年西班牙世界杯总花费的3倍。
魏地拉当政期间，阿根廷实行了严酷的军管统治
尽管如此，军政府还是没钱改建布宜诺斯艾利斯的贫民窟。为了首都的“面子”问题，军政府灵机一动在贫民区周围树起了混凝土墙，眼不见为净。又为了说明这些钱花得值得，财政部长声称世界杯将吸引到5万名游客——实际上世界杯期间到阿根廷的游客不到1万人。
相当一部分费用都被腐败浪费掉了。阿根廷世界杯组委会的第一任主席是奥马尔·阿克蒂斯（Omar Actis）将军，在1940年代曾是河床三队的球员，他上任不久就在前往第一次新闻发布会的路上，遭遇汽车炸弹身亡。人们普遍猜测，是后来继任他职位的海军上将拉科斯特（Carlos Alberto Lacoste）害死了他，目的是接过位置后进行敛财。拉科斯特任内最著名的一件事情，便是世组委工作人员给河床队的草皮浇了海水，导致全部草皮被更换，这就是他的执政能力。
揭幕战是卫冕冠军联邦德国对波兰，魏地拉将军刻意降低政府的军方色彩，穿了一身便装而非军服出席开幕式。演讲词中，魏地拉还提到阿根廷世界杯要成为“和平世界杯”。
2、魏地拉将军很清楚，除了主办世界杯之外，最重要的还是球队有实力去赢得世界杯。他要求阿根廷球员能“代表阿根廷最高水平”。为此，主教练梅诺蒂提出了要求：世界杯之前，禁止阿根廷球员向欧洲转会，这也是阿根廷队只有肯佩斯一个人在国外效力（巴伦西亚）的原因。
肯佩斯
阿根廷第一场比赛的对手是匈牙利，他们走入纪念碑体育场时，狂热的球迷让漫天的碎纸片飞扬，这是1978年世界杯最令人印象深刻的场景之一。尽管匈牙利在第10分钟就取得了领先，但阿根廷很快扳回一球，最终在第83分钟完成逆转。
漫天飘舞的白色纸片成为了阿根廷世界杯的经典记忆之一
小组赛第二轮，阿根廷2比1击败法国，和意大利携手出线。小组最后一战，他们0比1输给了意大利，这导致阿根廷人记恨上了当值主裁、以色列人克莱因，最终当时世界上最好的主裁判克莱因没能吹上决赛。这场输球让阿根廷进入了第二阶段小组赛的B组，对手包括波兰、巴西和秘鲁。第二阶段小组赛第一场，阿根廷2比0轻取波兰。但第二场，他们与巴西0比0战平。
阿根廷负于意大利，屈居小组第二
巴西队取得了另外两场小组赛的胜利，这意味着阿根廷要进入决赛（第二阶段只有小组第一才能进决赛），就必须战胜秘鲁、而且净胜球或总进球要超过巴西，也就是至少要4比0战胜秘鲁。秘鲁既然能进入第二阶段小组赛，实力肯定也不错，怎么会被对手进那么多球呢？事实证明，阿根廷能做到，他们最终6比0大破秘鲁，挤掉巴西晋级决赛。
大败秘鲁队，阿根廷挤掉巴西晋级决赛
问题是：怎么做到的？这也是世界杯历史上最大的一个阴谋论。巴西人认为，秘鲁门将出生在阿根廷，所以他放水了。但真实情况可能远比这个说法复杂，因为这不是个人层面的阴谋，而是政府层面的阴谋。1986年，在英格兰对阿根廷的比赛之前，《星期日泰晤士报》踢爆一条重磅新闻：有证据表明，阿根廷给秘鲁送去了3.5万吨谷物，也许还有部分军火，阿根廷央行则解除了对秘鲁在阿根廷5000万美元资产的冻结。
拉美臭名昭著的“秃鹫计划”曾掀起血雨腥风
《脏脸天使：阿根廷足球史（Angels With Dirty Faces: The Footballing History of Argentina）》一书中说，一个秘鲁前参议员莱德斯马（Genaro Ledesma）2012年在布宜诺斯艾利斯的一个法庭上，提交了新的证据：秘鲁放水，作为当时南美几个军政府之间“秃鹫计划”的一部分；莱德斯马还说，秘鲁当时的军政府首脑给阿根廷送来了13名政治犯，让阿根廷人对他们进行酷刑虐待，魏地拉接受了这一任务，条件是秘鲁放水。莱德斯马说：“魏地拉需要赢得世界杯，因为这能洗刷阿根廷在全球的坏名声。”
《脏脸天使：阿根廷足球史》
秘鲁队当时的中场球员贝拉斯克斯（José Velásquez）在接受媒体采访时说：“我们是否受到了压力？是的。什么压力？政府的压力。政府给球队领队压力，领队给主教练压力。”贝拉克拉斯在下半场第55分钟被换下，他说：“当时我们已经两球落后，根本没有理由换我，我是球队重要一员。所以你们怎么想？”不过贝拉克拉斯的记忆显然有误，因为他被换下时秘鲁队已经0比4大幅落后，而不是只落后两球。
秘鲁队长琼皮塔斯（Héctor Chumpitaz）则讲述了另外一个故事，开赛前魏地拉将军和美国前国务卿基辛格一起到他们更衣室看望了他们。基辛格是一个老球迷，这年一月他刚刚卸任美国国务卿。他是个现实主义政治家，所以支持魏地拉。琼皮塔斯说：“我们互相看着，都很奇怪：这两人难道不应该去阿根廷更衣室吗？我是说，他们祝我们好运？为什么？”当然，这一切都是旁证，并无直接证据，而在没有直接证据前，一切都只是阴谋论。
基辛格与魏地拉
3、决赛之前，阿根廷头号球星肯佩斯感到了巨大的压力。第三门将巴利（Héctor Baley）提议，带他去钓鱼。肯佩斯后来说：“我根本不喜欢钓鱼，但那时候压力太大了。梅诺蒂批准了，但要求我们10点前回来训练。巴利在半夜叫醒了我，我们带上了所有的渔具，我都不知道他哪来的这些。那个地方太冷了，早晨我们带着4条鱼回来交给了厨师。队友们看到当天午餐我们能吃到新鲜的鱼，都非常艳羡。”
就这样，阿根廷最终在决赛中击败了荷兰，捧起了该国历史上第一座世界杯。肯佩斯成为他们的英雄，据说这个职业生涯没有吃过红黄牌的公平竞赛模范也有阴招：他老在大腿上涂一种气味异常强烈的油，他的对手都说那味道像发酵的饮料或者腐烂的菜肴，也许有点像“东方神水”。第一阶段小组赛他没有能进球，主教练梅诺蒂因此要求他把胡子刮了，“当时我只是个玩笑，没料到这真的起到了作用！”最终肯佩斯以6球捧起了金靴。
著名记者、《世界杯故事》的作者格兰维尔认为，1978年的阿根廷队，是他看过的最糟糕的世界杯冠军，“这届杯赛到处都是保守足球、暴脾气的球员、可怕的裁判判罚还有秘鲁队的投降。”当然，对于阿根廷人来说，这一切都不重要，布宜诺斯艾利斯有60%的人口走上大街庆祝。
1978年世界杯捧杯，对于阿根廷政治的走势有什么样的影响呢？就在杯赛举行期间，又有29名阿根廷公民被军政府抓走。在距离纪念碑球场只有10分钟的地方，就有一座监狱，在1976到1983年间关押有5000名犯人，最终只有150人幸存。世界杯期间，这里甚至能听到球场内的欢呼声。狱警有时候允许囚犯听广播直播，而绰号“老虎”的典狱长阿科斯塔在决赛赢球后还带着几个犯人开车上街，让他们看看外面欢庆的人流，意思是人民“根本不关心他们的抗议”。
其实，对于阿根廷队上下来说，夺冠也是一种道德的两难。阿根廷门将菲略尔（Ubaldo Fillol）说：“我们的夺冠因为军政府的牵扯而受到了玷污。对很多人来说，提起1978年世界杯，就想起3万名失踪人口。但我们球员并没有酷刑虐待或杀死任何一个人，我们只是帮助我们的国家取得一点欢乐，我们勇敢地捍卫了阿根廷的国旗，我不会为此感到羞愧。”球员里卡多·比利亚（Ricardo Villa）说，如果他当时知道发生了什么，他是不会参加世界杯的。而参加了1974年世界杯的卡拉斯科萨就真的拒绝参赛了。
梅诺蒂本人在后来的自传中《大巧不工（Fútbol sin trampa – Football Without Tricks）》说到，他对于军政府会用世界杯宣传心知肚明，他是不舒服的，因为这和他的政治理念相悖。但作为主教练，他不可能不去争取胜利。决赛开球前，他在更衣室里这么鼓动，“我们就是人民，我们是被压迫阶级，我们代表着是这个国家唯一合法的东西——足球。我们不是为了那些坐在贵宾席的军官而踢球，我们代表的是自由，不是独裁！”
决赛取胜，魏地拉向阿根廷球员竖起大拇指
在领取奖杯时，梅诺蒂作出了自己的姿态：拒绝和魏地拉将军握手。德国足球记者舒尔茨后来认为，梅诺蒂通过胜利给人民传达信息：只要有信心，就能摆脱军政府，就像阿根廷能赢得世界杯一样。梅诺蒂此后不久就开始了逃亡，并持续不断地批评军政府。
在某种意义上，世界杯也促成了军政府的垮台。1978年，阿根廷和智利为了三个小岛的主权争得不可开交，差点走向战争。军政府认为从世界杯和边界摩擦中找到了控制民意的好办法，所以后来又开始了马岛战争，最终遭遇了耻辱的战败。有评论家认为，阿根廷军政府之所以在1982年5月承认失败，也是为了避免影响即将开始的西班牙世界杯。
在魏地拉当政期间痛失儿女的母亲联合起来组成“五月广场母亲”，敦促政府交待孩子们的下落
最终，阿根廷军政府在1983年结束独裁统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