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克观世界杯·往事】1930：绿伯爵号之旅 东道主夺魁
体坛+记者克韩报道
写在前面的话：2014年世界杯，我在巴西几乎每天一趟飞行。那时，我四十有二，中年心情渐起。心里想的，是这或许是我最后一届世界杯了。老了，要服老。然而四年转瞬即过，俄罗斯世界杯烽烟再起，我这个老兵，又一次听到了归队的集结号。在接下来的两个月盛夏中，我将在体坛+和《体坛周报》继续与读者老朋友们晤谈，也希望能结识一些新朋友。
这个专栏的第一批作品，和世界杯往事有关。每到世界杯，都是催生新新球迷的时刻。这些新入门的球迷，对于过去并不像很多老资格的球迷那么了解。即便是老资格的球迷 ，对于耳熟能详的世界杯往事，也有很多盲点——当时当新闻听，并没有背后信息的挖掘。如果你也有兴趣，那么，请跟我一起走入如烟的《世界杯往事》。
1、绿伯爵号之旅
1930年第一届世界杯，和一艘名叫“绿伯爵号”的意大利远洋客轮有莫大的关系。
绿伯爵号的原文，是SS Conte Verde。Conte是意大利语里的Count，伯爵——所以你知道切尔西主帅的姓氏是什么含义了——Verde则是意大利语里的Green，“绿伯爵（Green Count）”实际上是14世纪一位意大利伯爵的绰号。在一些历史书中，这艘客轮也被翻译为“维尔代伯爵号”。
“绿伯爵号”客轮
这位伯爵叫“阿玛迪斯六世”，1343年到1383年的40年间，曾经领有萨伏伊伯爵的名衔。他之所以有“绿伯爵”的绰号，不是因为沾染了什么原谅色的爱情故事，而是因为他在庆祝自己的19岁生日时，头盔上的羽毛是绿色的，甲胄之外的丝绸战袍也是绿色的，他的战马也是绿色马衣。
“绿伯爵”阿玛迪斯六世的铜像
他在各种贵族赛马会中入场时，身边有11名绿衣骑士护卫，而11名绿衣骑士身旁，则是11名绿装女郎，她们手持绿色的缰绳——用今天的话，这位萨沃伊伯爵拥有令人难忘的视觉标识设计能力，“绿伯爵”从此成为了他的专属IP。
“绿伯爵号”由意大利热那亚的萨伏伊劳埃德公司客轮公司（这也是用萨伏伊伯爵命名的原因）定制，这家公司1907年开始营业，主要经营意大利到亚洲或北美、南美的客轮航线。这里值得一提的是，“绿伯爵号”的姐妹轮，是同一公司的“红伯爵号”——“红伯爵”是“绿伯爵”的儿子“阿玛迪斯七世”——你猜对了，他和爸爸的品位差不多，独沽一味，只不过绿色变成了红色。
萨伏伊劳埃德公司委托的造船商是苏格兰的威廉·比尔德摩尔合伙公司（今天我们知道比尔德摩尔的姓氏，是因为他赞助的探险行动发现了南极洲著名的比尔德摩尔冰川），总注册吨位是18761吨，是艘两万吨巨轮。该船一等舱共能容纳450名客人，二等舱200名客人，三等舱1780名客人。此外，还有400名船员。
该船共有10层甲板，其内部装饰采用奢华的意大利古典风格。《纽约时报》当时的报道说：“造船厂特意从意大利佛罗伦萨请来工匠和艺术家，以执行装饰一等舱的任务。主梯旁边的墙上，挂着一副巨大的卡瓦列里油画；图书馆采用了托斯卡尼文艺复兴风格，有彩色玻璃和穹顶的壁画；其余公共场所也同样装修豪华。每一处丰富的艺术细节，都让人想起旧时意大利宫殿的辉煌。”
“绿伯爵号”开启世界杯之旅的照片
这艘船1922年10月21日下水，次年4月21日开始从热那亚母港到布宜诺斯艾利斯的处女航。它最有名的一次航行，就是载送参加1930年世界杯的几支球队前往比赛主办地乌拉圭。
2、欧洲抵制，坎坷起航
“绿伯爵号”这次载入史册的航行，开始于1930年6月21日。最先登船的是罗马尼亚国家队——尽管瑞典、西班牙、意大利和荷兰都对举办首届世界杯饶有兴趣，但当乌拉圭获得了主办权，他们就失去了远渡重洋去参加比赛的兴趣——在那个时代，远洋航行只能靠船，没有跨洋飞机航线。
“世界杯之父”雷米特好不容易才劝说法国队参加，即便如此法国队主教练加斯东·巴罗（Gaston Barreau，他在巴黎圣母院工作）和他们最好的射手曼努埃尔·阿纳托尔（Manuel Anatol）也没有随队前往南美。
国际足联的比利时籍副主席鲁道夫·西决尔斯（Rudolf Seedrayers）也是千方百计才说服自己的国家派队参赛，但比利时当时最好的球员雷蒙·布雷纳（Raymond Braine）那个夏天忙于加盟克莱普顿东方队（也就是后来的莱顿东方队），只是因为没有拿到工作签证而作罢，对于他来说世界杯完全是不值一提的小事，是否参加无足萦怀。
罗马尼亚队花费了整整2个晚上坐火车才赶到热那亚港口。罗马尼亚队长鲁道夫·韦策尔（Rudolph Wetzer）说：“火车的座位糟透了，我们全身骨头都快被硌死了。”他们之所以愿意参加，完全是因为他们的新国王卡罗尔二世是个疯狂的球迷。
有意思的是，卡罗尔二世国王是在开赛前36天才通过政变推翻自己儿子米哈尔一世继位！他继位后的第一道诏令就是大赦所有被停赛的罗马尼亚球员，他自己选择了参赛阵容，并且劝说他们的雇主——其中包括一家英国石油公司——给他们请假。这个球迷国王还劝说了邻近的南斯拉夫王国派出了自己的代表队。
“绿伯爵号”从热那亚出发后，下一站停靠在滨海自由城（Villefranche-sur-Mer），在那里接上了法国队和三名裁判——本届杯赛总共只有15名裁判，其中11名裁判来自乌拉圭——以及一堆官员，其中就包括雷米特自己，他把雷米特金杯打包放在了自己的行李箱里。
法国队在某次午饭会后于甲板上留下了这张合影。
到了巴塞罗那，“绿伯爵号”又接上了比利时队。最后在里约热内卢，他们接上了巴西国家队。最终，在出发两周多之后，游轮最终于7月4日抵达乌拉圭首都蒙得维的亚。法国国家队队长吕西安·洛朗（Lucien Laurent，当时是标致汽车厂工人，后来他打入了世界杯历史上的第一个进球）在谈到跨洋航行的生活时说：“没有什么战术讨论，没有教练。只是绕着甲板绕圈，不停地一直跑。”
在甲板之下，球员可以拉伸练习、跳跃、跑楼梯、举重打铁。“绿公爵号”还有一个游泳池，球员们都用来保持体能，直到天气变冷（往南航行时正好是南半球的冬天）。洛朗说：“船上还有一个弦乐四重奏或者喜剧演员给我们表演节目，一切看上去更像一个度假营。我们那时候还无法意识到我们去乌拉圭这件事有多么重要的历史意义，对我们来说这只是一次冒险。我们就是一群开心的年轻人，‘绿伯爵号’上的航行用了15天时间，这是快乐的15天。”
洛朗的法国国家队队友埃德蒙·德尔富尔（Edmond Delfour）则说：“这是一次十分艰难的旅行，因为在那个年代你要到乌拉圭只能乘船。那时候的教练拉乌尔·科德龙（Raoul Caudron）对我说，你得让球员们在船上保持忙碌，让他们保持体能。所以我就成为了船上的体能教练，这是一次绝妙的旅行。”
3、欧洲陷落，裁判抢戏
那还是大航海时代。南斯拉夫也是乘坐远洋客轮来到乌拉圭的，他们本来也想搭乘“绿伯爵号”，不幸的是“绿伯爵号”已经全部客满了。南斯拉夫不得不乘坐三天三夜火车前往马赛港，从那里坐上游轮“佛罗里达号”前往南美。
那届世界杯唯一来自非洲的代表埃及队本来也要搭乘这艘游轮，不幸的是他们从非洲赶往马赛港的轮船遭遇了风暴延误。“佛罗里达号”没有等到他们就直接出发了，不过礼貌起见他们还是给埃及队拍去电报表示歉意。就这样，最终只有13支球队参加世界杯。
来自北美的墨西哥队先乘船从韦拉克鲁斯（Veracruz）到哈瓦那，然后再从哈瓦那北上到纽约，然后和美国队一起乘坐“穆纳戈（Munargo）号”再南下。美国队主教练、前凯尔特人球员罗伯特·米拉（Robert Millar）对“穆纳戈号”十分不感冒，“这艘蒸汽轮不仅太小了，没有一个可供锻炼的开放甲板，而且卫生间状况还很糟糕。”
当然，不管是来自欧洲还是北美的球队，经过长期航行后都不是东道主乌拉圭的对手：他们不仅有主场之利，而且还是1924年和1928年奥运会的冠军。不过，吸引了争议的是另外一支南美球队阿根廷：对法国队首场比赛的前夜正好赶上了7月14日法国国庆，住在酒店里的阿根廷队员被蒙得维的亚法国侨民的庆祝搅得大半夜无法入眠，于是次日就用凶狠的铲抢冲法国队球员发泄。
而裁判的表演也是糟糕透了，后人说“几乎没有一场比赛裁判的表现是合格的”。以法国对阿根廷一役为例，裁判在法国队即将打入必进一球前吹响了终场哨，但此时比赛才刚进行到第84分钟！在承认自己错误后，球队被召回重新比赛，已经开始洗澡的法国队无心恋战，再也不能扳平比分。但阿根廷人是如此不得人心，以至于当地人把法国人举到肩膀上庆祝，而冲胜利者阿根廷队被扔了石头。
法国队球员合影
阿根廷的第二场比赛由玻利维亚主教练当主裁判，他共判了5个点球，阿根廷最终6比3战胜了墨西哥。阿根廷射手斯塔维莱（Guillermo Stábile）在这场比赛中国家队首秀就上演了帽子戏法——他是这届比赛的最佳射手，但他之所以能够上场是因为球队主力射手曼努埃尔·费雷拉要回国参加司法考试。在第三场比赛中，他们3比1击败了智利，场上再次打起群架，斯塔维莱梅开二度。这时他们已经引起公愤，甚至需要警察全天候保护。
半决赛阿根廷的对手是美国队，阿根廷人铲断了美国队一个队员的腿，然后让另一个队员少了四颗牙齿，最终6比1取得了胜利。而乌拉圭在6比1战胜南斯拉夫后（这场比赛里有一个球明明出界了，但是警察把球踢了回来，裁判根本没注意到），也进入了决赛。
4、东道主夺魁，阿根廷饮恨
决赛那天，有不少阿根廷球迷乘坐各式船只横渡拉普拉塔河，前往一河之隔的乌拉圭看决赛。他们高喊着“阿根廷，行！乌拉圭，不行！赢球或者死亡！”他们中大多数人迷失于大雾中，根本未能抵达蒙得维的亚。
比利时裁判朗格努斯答应担任此役主裁，条件是赛后骑警要立即护送他和两名司线员（其中一人是罗马尼亚队主帅）离开场地。朗格努斯腋下夹着两个皮球入场。原来，彼时各队都会带自己最熟悉的足球，用谁的球也是靠扔硬币的。由于双方无法达成一致意见，所以决赛上半场用了阿根廷队带来的球，下半场用了乌拉圭带来的球。
乌拉圭队长何塞·纳萨奇以及阿根廷队长曼努埃尔·费雷拉在朗格努斯的注视下握手致意
乌拉圭在决赛中弃用了主力门将马扎里，因为他在首场比赛前偷偷溜出宵禁的下榻酒店寻花问柳。谁能怪他呢？他已经被封闭集训8周了。这也是世界杯历史上第一起性丑闻。他们的头号射手也生病缺席，只能上独臂英雄埃克托·卡斯特罗，他是世界杯历史上第一个残疾运动员，他的右臂在童年一次“木匠事故”中被锯子割去。
乌拉圭独臂英雄卡斯特罗
弗郎西斯科·瓦拉洛（Francisco Varallo）参加了那届决赛，他到2010年才去世，享年100岁。他回忆决赛时说：“那场比赛对我们来说是一场灾难。蒙蒂（唯一一个代表两个国家参加两届不同的世界杯最终决赛的球员）等球员从一开始就踢得很糟糕，后来我发现他接到了恐吓信，说如果赢球的话就杀死他和他的女儿。”
阿根廷队一度2比1领先，绰号小加农炮的瓦拉洛爆射一脚击中横梁，结果还把自己的膝盖弄伤了。瓦拉洛很多年后接受采访时说：“2比1时我以为我们赢定了，根本不可能输球。但我受伤后都走不动了，必须离场，然后乌拉圭人开始给我们施加压力，而我们缺乏一些钢铁意志。最终，他们4比2赢得了比赛。我依然对此记忆清晰，这让我非常愤怒。我仍旧奇怪我们怎么会输球，我确信只要我留在场上我们本应该赢球。在我的一生中，从未有过像这次输掉决赛这么痛苦的回忆。”
雷米特向时任乌拉圭足总主席的保罗·胡德颁发奖杯
雷米特对比赛非常满意，那个年代普遍认为足球就应该粗野一点，“我相信足球应该这样，它是强者和健康者的运动”。比利时裁判朗格努斯趁着球迷涌上球场而悄然离去，成功地逃到了意大利远洋客轮“杜伊利奥号”上。船因大雾晚点了一天，但朗格努斯没有下船，直到次日才走成。
失望的欧洲人又开始了返程的远洋航行。其中一个罗马尼亚球员阿尔弗雷德·艾森拜斯·费拉鲁（Alfred Eisenbeisser Feraru）还经历了一场生死惊魂：他在航行中生病了，被诊断为肺炎；当船抵达热那亚后，他留在了意大利治疗康复。而在他的家乡，众多人民聚集起来欢迎国家队的归来，费拉鲁的缺席让他已经死在南美的流言不胫而走。
罗马尼亚球员各自回家，重返自己的工作岗位。而以为自己儿子挂了的费拉鲁太太组织了一次守灵夜，不料费拉鲁却在守灵夜的当天早晨健康地返回了家中，他妈妈一看到他立即晕了过去。费拉鲁不仅没有死去，而且还参加了1934和1938年的两届欧锦赛和1936的冬奥会，身份是滑冰运动员。
第一届世界杯的名声已经打响，4年后除了英国出于原则依然拒绝参加，其余欧洲球队都有了兴趣。不过卫冕冠军乌拉圭倒是来了脾气，作为对欧洲球队拒绝到蒙得维的亚的抗议，他们决定不来欧洲卫冕。
5、绿伯爵号与中国
而关于“绿伯爵号”本身，也还有很长的故事，而且这个故事与中国还有很大关系：1932年，“绿伯爵号”被另一家意大利客轮公司“的里雅斯特劳埃德”公司收购，开始的里雅斯特（意大利东北部靠近斯洛文尼亚的一个港口）到中国上海的班轮航行，途径苏伊士运河、孟买、科伦坡、新加坡和香港。
1936年，“绿伯爵号”承担了把中国奥运代表团运送到柏林的任务。而1937到1940年间，它则把成千上万名难民从纳粹德国和奥地利运出，救到远东。直到1940年6月10日意大利宣布参战，这一航线永久搁置，而“绿伯爵号”也只能驻锚在上海。
1936年，中国奥运代表团在沪港口启程前往柏林的场景
1941年12月，日本向盟国宣战。次年5月，日本和美国协商交换部分被扣的外交官和居民，“绿伯爵号”作为日本包租船只之一，改名为“帝京丸（Teikyo Maru）”，开往交换地点——莫桑比克的洛伦索马贵斯（Lourenco Marques）。此后，“绿伯爵号”驻扎在横滨港，等待第二次人员交换，但由于美日谈判崩盘，第二次交换并没有能进行。
1942年9月，“绿伯爵号”从横滨港返回上海。1943年9月，意大利向盟军投降的消息传来，“绿伯爵号”的船员受命毁掉船只，以免落入日本人手中。意大利船员也真狠，他们凿沉此船的位置，正好卡住了日本一个海军维修港的入口，让日本人无法进出。
日本人花了3个月，才把这艘船挪开。到1944年7月，这艘船只才重新浮出水面。但还不到一个月，盟军B-24轰炸机来袭，再次把它炸沉。再次浮起，需要再等6个月，这次日本人把它改名为“长寿丸（Kotobuki Maru）”，用来当运兵船，直到1945年7月彻底被炸毁。1949年，“绿伯爵号”正式报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