足协限薪令：国足惨败加速出台 监管仍是最大难题
《体坛周报》记者马德兴报道
五一节前，于乌鲁木齐举行的“2019职业俱乐部财务监管工作研讨会”传出确切消息，中国足协着眼于职业联赛稳定与健康发展，将进一步加强财务监管工作，并将其纳入俱乐部准入工作。按中国足协的计划，足协将借鉴欧足联的财政公平政策，在2018年出台财务监管规程，对部分指标实施检查；2019年全面辅导俱乐部，2020年起正式实施，从而引导俱乐部逐步减少亏损，促进足球大环境的改善。在最受各界关注的“限薪令”方面，会议期间提到“到2021赛季所有俱乐部的球员薪酬不能超过收入的75%”的规定。不过，事情并不那么简单。
背景
烧钱模式遇天花板
这些年来中超联赛在快速提高。在今年亚冠联赛小组赛结束后，亚足联公布的各国家和地区技术评分体系中，中国凭借着中超俱乐部及国家队的不错表现，已经超过韩国、日本、沙特、伊朗等亚洲传统足球强国而排名亚洲第一，从一个侧面佐证了中国足球的进步。但是，不得不承认的是：在中超联赛红红火火的背后，是各俱乐部无节制地投入大量资金，用金钱堆积起来的。各俱乐部、确切地说是俱乐部的老板们，不惜代价引进大牌外援，加上哄抬价格，导致球员的身价、薪水不断虚高。
中国职业足球俱乐部亏损，早不是秘密，投入和产出完全不成正比。一方面，俱乐部的老板们不断公开抱怨“成本太高”；另一方面，老板们又不断破坏规矩、一次次突破底线。当然，在整个过程中，某些人最看重的或许并不是中国足球本身，而是看中通过投资足球、从其他渠道谋取的更大利益，即所谓“墙内损失墙外补”。一个最典型的事例，就是恒大淘宝足球俱乐部4月27日披露了其2017年年报。年报显示：2017年恒大淘宝俱乐部实现营收5.28亿元，同比减少5.91%，亏损扩大至9.87亿元；而2016年亏损为8.12亿元，同比下滑21.56%。至于原因，“由于引进教练和球员的转会费及薪酬成本较高，营业总成本仍处于较高水平，导致公司目前仍处于亏损状态。”而且，俱乐部五年来累计亏损总额为38.1亿元，去年亏损近10个亿，高居新三板公司亏损榜首，这就是所谓的“亚洲足球第一股”的经营现状。但是，看看俱乐部背后的母公司通过这几年来从事足球运动后的扩张，就可以看清其本质。
这恐怕也是为什么一年多前有关方面坚决对“烧钱”踩下刹车的根本，从中国足协出台“U23政策”、到收取“引援调节费”等等，无一不是希望遏制“烧钱”现象。
这些年来，不管是欧足联还是亚足联，抑或是亚洲其他国家尤其是西亚地区，纷纷成立了“俱乐部财务控制委员会”、“俱乐部财务控制管理机构”，并出台一系列的法规、规定。对于俱乐部处于亏损状态、或是违反财务规定，尤其是在球员引援方面超过规定限额的，财务控制机构可以直接下令禁止俱乐部在一段时间内引进内外援，在规定时间内必须达到财务收支平衡。负债的俱乐部以转让球员的方式来还清债务。如果俱乐部不得不转让球员、又不可能引进新的球员，就只能靠从预备队或青年队中提拔自己培养的球员，一旦实力不济而导致最终降级，后果不堪设想。
也正是在这样的大背景之下，中国足协从去年开始，围绕着俱乐部的财务问题展开了一系列的调查，并准备出台新举措，“限薪”其实仅是其中一个环节。按照足协的初步设想，中超俱乐部未来三年亏损不得超过4.5亿元人民币、中甲俱乐部不得超过1.35亿。到2021年，所有中超俱乐部一线队球员工资、奖金不能超过俱乐部总收入的75%。
幕后
国足惨败加速“限薪”
当中超各俱乐部拼命引进外援、并高薪吸引本土球员尤其是年轻球员时，短时间内确实提升了队伍的战斗力。但本质上，中国足球并没有因为这些天价外援的到来而出现根本性变化。在去年12强赛中，中国队在里皮的指挥下确实表现出了较高的水准，后半段比赛确实让外界看到了希望。但是，在今年3月的中国杯赛上，0比6惨败威尔士队、0比4输给捷克队，再一次引发了震荡。
从中国足协到国家队教练组、管理团队等，在分析国足惨败的各种原因时，各方普遍达成的共识是：尽管中超联赛很热闹，但联赛的整体质量、球员的技战术水准等各方面距欧洲的二流仍存在着太大的差距，所以，中国足球要打翻身仗、想要在亚洲范围内有所突破，还是应该让更多的当打球员尤其是年轻球员走出去，只有在更高水平的平台中，中国球员的技战术水准、比赛能力才能真正得到提高。所以，“走出去”再一次成为共识，足协也希望能够采取一些举措，让中国球员能够尽快走出去。
在这个过程中，一个现实的情况是：由于中国足协在本赛季出台了加强版“U23新政”，越来越多的年轻球员从国外回到国内，一方面是“U23新政”要求各队必须储备更多的年轻球员；但更重要的一点，是各俱乐部普遍给年轻球员开出了无法拒绝的薪水。所以，一些原本可以继续留在海外发展的球员也都坚决回到了国内。
譬如说，一名年轻球员在国外的三级联赛或二级联赛俱乐部中效力，最多薪水也就800欧元左右(折合人民币约6000元左右)，一年最多也就七八万元人民币。但是，面对国内俱乐部开出的一年三四百万元薪水，此外可能还有几百万元的签字费，这些年轻球员当然选择回国，哪怕是在国内坐冷板凳，也不愿意前往国外效力。而正当打的球员尤其是入选国家队的球员，年薪千万级更是普遍现象。而到欧洲闯荡的话，恐怕至少需要三四年才能拿到这样的数字。于是，没有人愿意走出去也就再正常不过了。
相比之下，像日本足协有明文规定，未满20岁的年轻球员月薪不能过万元人民币，想要挣钱，就只能去海外闯荡。而韩国国内联赛同样挣不到大钱，想要挣钱，就只能是选择出国征战，哪怕赴包括中超、西亚的卡塔尔、阿联酋等国在内的海外联赛闯荡。也正因为此，如何进一步控制球员的薪水、加速让球员走出国外，成为了一个急需解决的问题。
观察
财务健康重在监督
不管是外界所传说的“限薪令”，还是中国足协提倡的“俱乐部财务公平”，其出发点都是好的。随着职业联赛社会关注度的不断提高，俱乐部的投资热情与日俱增，职业联赛高速发展背后所暴露出来的问题已到了必须要采取措施解决的时候了，这也是为了确保中国的职业足球能够更加长远、健康地发展。在整个过程中，“监管”恐怕才是最为核心的问题。
就以“限薪令”来说，中国足球职业化早期并非没有实施过，但最终不了了之，原因就在于“上有政策、下有对策”。而且，中国足坛的“阴阳合同”依然存在。即便是像中国足协颁布的《关于限制高价引援的通知》中所提出的“征收引援调节费用”的问题，不少中超俱乐部在实施过程中依然采取了一系列的变通办法。譬如，按照《通知》中的要求，为了降低引进外援所支付的转会费，有报道称有中超球会以安排对手进行热身赛支付“出场费”的名义，逃避“引援调节费用”，中国足协即便是知情也对此无能为力。再譬如，在引进年轻本土球员的问题上，有俱乐部通过第三方公司的方式，完成整个转会，即便是身价明显超过足协下发的通知中所规定的数额，也无需支付引援调节费。
在这个过程中，涉及的不仅是“诚信”，还是整个社会发展程度的问题。譬如，同样是“限薪”或者是“工资帽”，国外能够顺利实施或运行，恐怕还是在于国外银行系统的诚信系统、监管系统有保障。所有薪水、工资包括奖金等全部通过银行系统，没有现金交易。因此，一旦出现超支或透支情况，很容易被发现。但是，中超俱乐部包括以前的甲A、甲B时代，俱乐部时常以现金方式处置，在与球员签订合同时，上报给中国足协的合同是一个样、私下双方保存的合同是另一个样。在这种情况下，“限薪令”自然难以维系。
所以，想要实现财务公平、确保俱乐部的财务健康，让传说中的“限薪令”能够正常执行下去，恐怕首先需要足球俱乐部的财务向社会公开、接受社会监督。就像广州恒大淘宝俱乐部的财报因为是新三板上市、必须要公开，社会才能够真实地了解到俱乐部的财务运营状态。而更多的中超俱乐部，则始终强调商业机密、需要保密，也就无法让社会真实地了解实际情况，也就容易出现虚假或不实账务。所以，在财务公平制度全面实施之前，首先需要解决一个“诚信”问题、“监管”问题，而仅仅依靠中国足协一家，恐怕很难完成这样的任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