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伊后记】金州、五里河与奥体 中国足球的今昔

体坛+特派记者毕陌发自沈阳奥体中心

A-side  五里河旧址 奥体印象

因为首场比赛赛地在首尔的缘故，中国足协将第一个主场比赛安排在了靠近韩国的沈阳──中国队上一次踢世界杯亚预赛最后阶段的比赛是十五年前:当时这座城市也是中国队的主场赛地。有趣的巧合？

当年冲出亚洲的五里河球场，今日已经看不到了。2007年，在沈阳市政府下达城市改造的红头文件后，五里河球场随着爆破的一声巨响彻底消失──尽管当地部分球迷对此作出了各种形式的抗争，甚至有个别球迷以死相逼。

当年记录十强赛胜利的雕塑，仍作为历史景观留在了五里河旧址。比赛前一天，在参加完新闻发布会之后，突然想起：既然来沈阳参加十二强赛的采访工作，应当去五里河旧址看看。

根据当地人的指引，所谓的“五里河球场”并不在沈阳的五里河地铁站，而在五里河地铁站沿地铁二号线向北一站的市图书馆。这片区域，似乎是沈阳的老文教区──这是从周围“文化路”，“文萃路”之类的路名作出的粗疏推断。

五里河球场本来所矗立的地方，现在是沈阳市的图书馆与科学文化宫，作为沈阳的文化中心而存在。体育让位给了文教，但体育的痕迹并未从这里消失。沈阳市图书馆门口的V字雕塑，就是当年沈阳球迷协会会长孙长龙集资所建造以纪念国家队在五里河冲出亚洲。五里河球场拆除时，孙长龙是最激烈的反对者。

临街的一侧的草坪上，散布着绿岛森林公园雕塑群像的仿制品。绿岛森林公园酒店是当年国足的驻地，位于沈阳东南远郊──之所以选择这个远离沈阳市区的酒店，恐怕也是和当时国家队面临的巨大外部压力有关。2002年，绿岛森林公园雕塑群像揭幕时，共有44座人物雕塑，包括27位球员与17位官员。现在在市图书馆草坪上看到的群像肯定不足这个数目。也很好理解，15年过去了，其中一些人还能身着正装出现在当天的奥体看台上，而一些人在盘根错节的足球政治中成了讳莫如深的名字。

和这片国足旧日记忆相映衬的是，在沈阳科学宫与市图书馆门口，市政府划出了数片小型足球场。虽然称作“儿童体育乐园”，不少成年人在此踢完了球，坐在边上的石凳上抽烟。看起来今日的沈阳还是延续了老工业区的体育传统与足球氛围。至少在南方城市，在寸土寸金的市区中心区块，在图书馆之类的文化设施边上，政府不会去特意划出一块地去修建一片公共球场。

五里河的旧址似乎是沈阳的繁华地段。新造的高层商业写字楼与地产中心俯视着这片旧日的足球福地与今日的科教地标。当时代的巨轮滚滚前行之时，所谓的情感与怀旧通通靠边，资本的花车(juggernaut)无情碾过了旧时代的景观。

这并没有什么不对。历史前进，终归有一些东西不得不成为花车车轮下的牺牲品。辽沈体育的衰落的背景是资本在中国足球产业中地位的上升。15年前，辽沈足球靠积聚起的人才建立起辽小虎与实德王朝的辉煌，今天，人才的流动与出现依托于资本，无论是北京山东这样的国家资本，还是广州上海这样与政府盘根错节的民间资本，又或者是张玉宁这样新派球员背后的中上阶层家庭资本。

相比五里河，新造的沈阳奥体是属于新时代的体育景观。这并不是说这座球场的设计，而是这座球场在城市规划中的功能。

9月4日傍晚，我在媒体中心领到记者证，从奥体中心南门离开。一群工人正忙着拆卸展台，搬运音箱，移除广告牌──这里刚结束了一场汽车展销会。

奥体中心西侧，是沈阳市三年前新造的大型购物奥特莱斯“兴隆大奥莱”，奥体中心南侧，如同在国内各大城市新区拔地而起的──有一座崭新的，以“奥体中心”命名的万达广场。沈阳奥体中心就坐落在这片新造的商业娱乐中心当中。奥体中心与周边的商业设施连成一片，组成了沈阳市政府规划的浑南新区。如同天河与虹口，沈阳奥体所在的区块日后大概会是一个CBD。

这座奥体并不作为一个完全的体育设施，或是一段足球史的承载母体，又或者是一支球队的精神家园──而作为一个城市新区规划中的文娱部件而存在着，与周边的商业文明象征互相依存。

B-side 中国vs伊朗：怀旧与理性

赛前新闻发布会的时候，有一位伊朗记者向奎罗斯提问“1997年伊朗队在中国主场4:2击败了中国队，您如何看待伊朗队的这一历史记录”。

我原以为新闻发布会上会有中国记者去提1997年的事情，没料到伊朗记者率先提了这个问题。

在场的国内记者纷纷皱眉。会后，几个中国国内记者咕哝道:“这几个伊朗人怎么这么嚣张”。

1997年对伊朗队的比赛是许多中国足球人不愿去触碰的伤疤，主场先胜后败，2:4失利。所谓大连金州惨案，不是指1997年10月31日输给卡塔尔，而是指当年9月13日十强赛第一场被伊朗逆转──这场神经质的比赛也定下了当届十强赛的基调：乍惊乍喜，大起大落，从结果而言对大众而言是个悲伤消极的结局。

90年代末的中国足球，不仅有“恐韩症”, 还罹患“恐伊症”。1997年两战被伊朗以8:3总比分痛揍，1998年的亚运会，霍顿治下的国家国奥混合队在其他场次表现出色，就是两次输给所谓“三剑客”缺席的伊朗。2001年，米卢经历了带领中国队最惨痛的失利：文明杯0:4惨败给伊朗。

为什么2001年亚预赛抽签前张吉龙要力推维拉潘版本的分档方案？把中国队和伊朗队放在一档，无论怎么抽也碰不上。

“恐伊症”这个词汇的消失，应该来自于2004年亚洲杯半决赛。虽然最终过关，阿里汉治下的中国队在主场，大多数时候多一人围攻伊朗队，120分钟内也只收获了一个平局。

如果霍顿的到来代表用科学理性来沐浴中国足球的启蒙运动，戚务生手上这支97版“史上最强中国队”代表旧时代尾声的强音。抛开立场，从观赏性来说，97年大连金州的这场比赛是一场五星级比赛，主队积极进取，攻入两球──其中一球还是漂亮的凌空侧身垫射，2:0领先后仍然积极进攻，主教练向全场球迷挥手顺应“3:0”的号召。落后一方靠强大的个人实力与比赛意志连扳四球。比赛进程大起大落，比赛场面大开大合。

昨天的比赛从观赏性来说大概就是一场二三星级的比赛，双方互相顾忌，场面凝滞，机会寥寥，比赛乏善可陈。

从结果而论，站在中国队的立场，哪一个更好毋须多言。

2004年，主场作战的中国队在大部分时间多一人，120分钟比赛也只是和伊朗队踢成1:1。

2007年，中立场作战的中国队卯尽力气抢开局成功，2:0领先之后被逼成2:2，还付出了核心球员停赛，球员消耗过大的代价──直接影响了最后一场与乌兹别克队的比赛。

虽然这一代球员资质普遍被认为远不如前辈，但从昨天比赛的结果来看，球队整体实力好像并没有比以前退步太多。

在过去的一周，中国队面对两支亚洲第一梯队的球队拿到了一分，净胜球仅为-1，以结果论是超额完成了目标──以中国队目前亚洲第二梯队的实力，面对亚洲第一梯队踢两场比赛两场全输是正常的结果。

放在欧洲足坛的语境里比较，中国队主客场踢伊朗韩国，类似于奥地利主客场踢法国与德国，给对手制造麻烦，不出大比分输球算是完成任务，两场能拿到一分是意外之喜。

两场比赛的赛后新闻发布会上，我都有幸得到了提问机会，并向对方主教练询问了对比赛结果的看法。无论是施蒂利克还是奎罗斯，言语中都透露出来了一种对比赛结果的不满与不快。

施蒂利克：我们丢了两球，那已经过去了。最重要的是我们得到了三分。（丢两球）那已经过去了。

奎罗斯：这是我们十多场国际比赛以来第一次没能取得进球。

回酒店后，上网查询资料，看到了更详尽有趣的事实。

2014年施蒂利克上任后，3:2击败中国队是施蒂利克第一次面对亚洲球队在90分钟常规比赛中丢掉两球。

伊朗队上一次在国际A级赛事中被零封，要追溯到27个月之前──就是2014年世界杯那场著名的0:1──对阿根廷队死守全场几乎谋到一场平局。 

怀旧(Nostalgia) 是在现代社会里，人们享受着理性带来的文明成果之时，由于现代社会下的压抑与疏离而对前现代岁月深情地追忆缅怀，甚至生造了过往的罗曼史（the invention of romance，与霍布斯鲍姆the invention of tradition一词对应）以抚今追昔。

站在中国队的立场，面对强敌时的沉闷，无聊，个性磨灭，单刀拌蒜──通通都是可以接受并付出的代价。

1997年9月13日金州兵败后，全国体育圈上下哀鸿遍地，如丧考批。

比赛结束后完成新闻发布会相关的报道工作，已经是半夜时分。沈阳方面的工作人员让我早点离开好关闭媒体工作室，并请求道:“我们两个月没休息了，让我们好好睡一觉吧。”

接着咕哝了一句，“都说沈阳是福地，刚才还好打平了。如果输球，那还了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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