武一帆现场手记：母亲书写未来·欢迎来北方
体坛+特派记者武一帆发自朗斯
我名义上被派来跟访葡萄牙队，但直到1/8决赛才在现场看到C罗和他的小伙伴们踢球。之前去过几次球队在法国的驻地马库西，那是巴黎南郊一个不起眼的小镇子，法国国家橄榄球训练中心被民宅或农舍包围着，还有两块跑马场。加时绝杀克罗地亚后，不知葡萄牙球员在凌晨几点才回到基地卧室，躺在舒服的床上，怀着兴奋的心情入睡。他们还可以在这片有天鹅、野鸭、池塘和喷泉的宁静乡村再驻留一段时间。
母亲书写未来
小组赛末轮前，C罗散步时将一名葡萄牙记者的麦克风扔进池塘，就像商业电影中的经典桥段。不谈这家媒体过往的不良行径，也不谈C罗是否反应过激，这件事过后，C罗解脱了。他在小组赛前两场的射门数比对手全队都要多，却总是瞄不准。对克罗地亚一战，他在120分钟内几乎没有射门，可唯一直面球门的动作便创造了绝杀机会。球场的法语广播员咆哮着进球者的名字：“克里斯蒂亚诺·罗纳尔多！”而后葡语解说接过话来，低声纠正道：“进球者是夸雷斯马。”看台上发出“Wooo”的声音，金球奖得主的吼声。
C罗有着相当艰辛的童年。独力将他养大的母亲虽然教育非常严格，但终归是妈妈。跟母亲长大的孩子多少都有些任性，他们很少背负父辈从小灌输的所谓家族荣誉感，能更自我、更轻松地生活，为自己也为妈妈去打拼。成长于单亲家庭的我对此有体会，读父亲写的家族简史，字里行间流露着对祖辈的崇敬和要将“老武家”门风传承下去的决心。而母亲极少和我谈论过去，直到我留洋多年的今天，她仍想给我买衣服，买大一号的衣服。在她眼里，我是个“未来人”，一直在成长，是个可引导但不受约束的个体。
因而我很相信“父亲书写过去，母亲书写未来”这样的道理。葡萄牙和克罗地亚两国国歌中都写到了“祖国”。大多属于日耳曼语系的民族将故土称为“父国”，如德语Vaterland，而英语文化中，将斯拉夫人尤其是苏俄的同一说法称为“母国（Motherland）”。这片土地究竟是父亲还是母亲，属于过去还是未来？中国人的想法更特别，带有神秘的庄严意味：祖国。
到场的葡萄牙人没有场外看起来那样少，克罗地亚人也没有想象中那样多。双方的合唱团集中在两侧看台的狭长区域，球场大部分座位被有倾向的外国人、中立球迷甚至观光客占领。数千比利时球迷驱车越过边境，来享受一个普通的“足球日”。来打前站的德国公民中，混杂着来自阿尔巴尼亚、波兰和其他东欧国家的移民，抓住机会就向记者展示其民族立场。最抢镜的几个荷兰球迷，在橙色球衣背后写了“We Will Be Back（我们会回来的）”和“2018”的标语，算是正面回应参赛各国球迷的嘲笑。最尴尬的是几个提前订了这场球票的西班牙球迷，从特内里费辗转来到朗斯，被结结实实坑了一道。
我落座的这一片看台上，夹杂着穿两国球衣、说世界各国语言的人们。除了右边这位比赛一停就去厕所的加拿大女孩，前后左右都是拖儿携女的家庭观赛团。身后两个带孩子来看球的父亲，一个是克罗地亚移民，儿子在法国出生长大，只能说简单的克罗地亚语，另一个是单纯喜欢穿格子的法国老百姓。小克罗地亚人呼喊着球员的名字，也和着“葡萄牙加油”的歌声，挥舞着红绿相间的国旗。他的父亲，一个出生在南斯拉夫的机械师，跟我聊着博班、博克西奇和苏克，可惜对克罗地亚国家队历史的回溯也只能到此为止。
身旁这一家三口更特别。父亲是葡萄牙人，母亲是西班牙人，两人都是居住在德国的移民。爸爸坚持说葡语，妈妈却和儿子说德语。我对移民家庭中的语言问题有听闻，不少在欧洲的中国家庭，第一代移民父母反对儿女在家说当地语言，爱用家乡话发号施令。我也见过一个生长在瑞士格劳宾登地区的中国女孩，操着一口比我纯正得多的京片子。那个说德语的西班牙妈妈，在爸爸紧盯着场上用葡语喃喃自语时，用葡萄牙国旗和围巾紧紧裹住儿子削瘦的肩膀，将他的七分裤使劲向下拉了拉。
欢迎来北方
《欢迎来北方》这部电影在法国极受欢迎。我虽然没看过，却久闻其中的经典桥段。一个法国南方人带着忐忑不安的心情到被称为“大北部”的加来地区，为适应这里的奇怪生活和方言吃了不少苦头。在里尔居住几日的我倒对这里时晴时雨、早晚温差骤变的气候，以及卷舌拖腔的方言（其实什么口音的法语我都听不懂）很适应。我常年生活的加利西亚在西班牙南方人看来也是个成天阴雨、说变种葡语的北方苦寒之地，只不过西班牙极北地区和法国“温暖舒适”的南方纬度相当。
同事梁宏业在短短一天内给我演出了一部真人版的《欢迎来北方》。他早就计划好与我在里尔汇合，去朗斯看西班牙的比赛。我特别为此将已经订好的单人间改成双人间。虽然西班牙丢了小组第一，他还是被指派过来看葡萄牙。在朗斯碰面的还有体坛的老熟人、腾讯特派的大姐大记者张楠。我性格焦虑，事事归化在先。梁君是个蛮随性的人。头天从波尔多到巴黎的火车上，我提醒他：“到站就订好到里尔的车票。早点过来转转，一起去吃饭。”结果次日上午10点半，他发来一条语音：“我12点46到里尔。欧洲站啊。”我头大，问为啥这么晚。回答：“起晚了。我（昨晚）嫌打票麻烦。大意了，今天有比赛。”
“大意了，今天有比赛！”我和梁宏业多年交情了。2006年刚入伙体坛时，我就对当时还是编辑的梁君负责，受他的指导。他身材魁梧，一头长发，带着北京爷特有的自信和看穿一切的洞察力。虽然说话慢条斯理，但和他在一起，我总感到有压力。话虽如此，我却能很轻松地和他谈一些亲密朋友间才会说的话题，因为他总能带着一种事不关己的态度说一些很有参考性的见解。
梁怕冷。当年驻巴塞罗那，我就听一个和他同去诺坎普看球的记者提过。火车一到朗斯，他就穿上了外套。当时是下午4点，正是一天中气温最高的时候。进球场前，他又发信问我在哪：“媒体中心的空调太冷了，我出来晒会儿太阳。” 我穿着短袖，扛着寒风看完了整场比赛。没穿外套是我失算，因为前两天夜晚闷热的天气让我误信欧洲的夏天到了。那冷的程度对我也就是不禁想搓搓手。可我见到梁宏业时，发现他鼻子已经完全不通气了。车上没有纸巾，他就这样一路吸溜着，忍着回到酒店。一下车就连打了几个大喷嚏，“阿嚏”声回响在整个街区。回房间翻了翻，并没带感冒药。
第二天将他送进里尔地铁站，我想起10年前在编辑部的日子：拜北京又干又脏的空气所赐，梁宏业整天闹过敏性鼻炎，吸溜着鼻子。我有几次发脾气，他就那么吸溜着鼻子说：“你不用压力大，但咱凡事都得讲道理。大家都年轻过。没事，啊！”后来听说他找到了“鼻子的天堂”，鼻炎自愈了。人家问我梁宏业去哪了，我就说：“走婚去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