7天的贡嘎之行中 我学到了最宝贵的一课！
2015年5月，我们三个从康定骑了出来。康定位于藏地高原的边缘，很美。我们骑的是砾石公路车(gravel bikes)，不是公路车，但也不比公路车强到哪儿去。我们没有足够的补给，没有后援车跟着，就连修车的装备也很简陋。我们带了睡袋，却没带帐篷。此行的目的是探路，我们想找出一条合理的路线，让像我们这种水平的车手能够骑着砾石公路车来到位于四川西部的甘孜。甘孜是一个藏族自治州，几乎跟尼泊尔一样大，首府是康定。最终，我们探出了一条路线。我们开玩笑说，也许到2017年，会有车手真的骑着公路车再来这里。
跟我同行的是39岁的山龙，他是澳大利亚人，在北京经营Serk车店，也组织近郊或远途的骑行；还有45岁的胡利安，他曾经在英国军队服役，现在在北京创立了自己的服装品牌Khunu，他制作的所有套头衫都是用牦牛毛做的；目前也住在北京的我，57岁，三人里最老、最弱的那个。
在甘孜骑行，最大的麻烦既不是道路艰险、语言不通，也不是天气糟糕、补给点无法预计，而是没有地图。关于这里的路，能通向哪里，在哪里转弯，谁也说不清楚。我们有过地图，但按照地图走，不是走进死胡同，就是地图上写的路压根不存在——比如从断崖上延伸出去的公路之类的。唯一的信息来源，就是山龙在出发前下载到iPad上的几张卫星地图和一本薄薄的地图册。
第一天，灾难就如约而至。在一位徒步向导不知所以的指引下，我们出发探线，前往贡嘎下面的一个山谷。贡嘎海拔7,556米，是四川的制高点。连续骑了七个小时后，我们过了数不清的河，摔了数不清的跤，总算活着回到了康定。可在回程的路上，老天爷竟然还不放过我们。下雨了。大雨。特别大的雨。
第二天，我们精疲力竭，决定搭车过康定垭口，我们不想在高速主道上骑车。主路上都是前往西藏的大货车，它们呼啸而过，留下一屁股黑烟。光是躲它们都足够累死我们。最终，我们找到了一条完美的砾石路，很适合我们的车。路蜿蜒绵长，好像一直通向天空，四周是翠绿的山谷和初生的麦田。这美景还没等我们享受多久，就起了大雾。海拔3400米的地方，温度骤降，我们根本没法回到县城。幸运的是，路过一个牧场的时候，我们找到了一家藏民。没说几句，他们就端出了热乎乎的酥油茶，只收了我们一点点钱，就同意当天晚上我们住下。这是在甘孜这么多天来，我们第一次近距离地感受到康巴人的淳朴和热情。围着热乎乎的炉子，仨人都打心眼里觉得暖和。
康巴汉子以勇猛粗暴闻名。但面对三个白皮老外，他们却豪爽热情。第三天，我们骑过了通往贡嘎路上最大的垭口，这也是最累的一天。几乎都是土路，但景色极美，我们好像一直绕着一个巨大的山谷转，沿途都是山花。到达3500米时，我们遇到了虫草采摘者的营地。每年5月，数量众多的藏民前往高海拔地区寻找虫草。中国人相信这种冬天长得像虫夏天长得像草的东西是珍惜的补品。他们工作起来极其专注，跪在地上，双手迅速地翻看低灌木丛里的草根。我们骑过他们身边，偶尔有人抬头看我们一眼，点个头，露出大大的微笑，但没人说话。风里除了车轮碾过土地的声音就只有天空中鹰的嚎叫。我们也只能报以同样的微笑。实际上，我们以为他们看到三个异域来客会多少有点惊奇，然而，他们大概只是觉得我们灰头土脸的样子很好笑。
穿过4550米的垭口，山顶带雪的贡嘎在阳光下熠熠生辉，像一颗诱人的钻石。下降后，我们再次进入山谷，骑了60公里后，我们再次开始过河。这无疑是最烦人的部分。比起过河，我宁可爬坡。晚上，终于到了一个小村子，住进了一家客栈。上了年纪的主人好像是很久没见过好玩的访客，一直拉着我们喝牦牛奶茶。喝得三人大腹便便，好像落魄的孕妇。
第四天，一开始是沥青路，但离开主路后，我们很快找到砾石路。一路向西北骑，目标是小镇理塘。很快，我们就发现相比理塘的路，贡嘎的路简直称得上平整舒适。很多只有一公里左右的深邃山谷被随性的河流分割得支离破碎，很多小路几乎就是挂在悬崖边，看着走，害怕地要死；蒙上眼睛走，直接找死。起雾的时候我们到达了一个叫刘昌的小村子。此时，我们已经处在四川的最深腹地，客栈这种东西压根不存在。我们随便找了一位妇女，问她哪里能住一晚，她说可以住她家。她8岁的儿子羌巴欢天喜地地带着我们回家了。
他们的家是典型的藏族牧民住的木石混合房子。小向导一进家门就消失了。过了一会儿，他们突然推出一辆BMX车，看着我们错愕的表情，他骄傲极了。他连珠炮似的问题让我们很仓皇。他不懂英文，我们只懂最粗浅的藏语。与其说是聊天，还不如说是在演戏加猜谜。我累极了，吃了几口烙饼，喝了点茶，倒头就睡。第二天，山龙和胡利安告诉我，羌巴说我的呼噜声比他们家的牦牛叫声还大。
第五天，我们犯了一个大错误。在山崖边的羊场小路战战兢兢地骑了20公里后，我们下降了1000米，来到山谷里。从河的南岸，我们看到北岸有个很陡峭的爬升通路。我们以为那是通往下一个垭口的路，而且是条通往理塘的捷径。我们忘了那句老话：这世界上没有捷径，只有错误的路。
山谷里有座相当棒的桥。过了桥之后，我们开始沿着刚从看见的“捷径”开始爬升。时值五月，尽管早上的温度接近零度，此时此刻，阳光温暖的照在我们脸上，气温竟然超过了30度。连续猛骑了一个小时候，我们到达山顶，一块大石头上用中文刻着“26道弯”。我心里暗自想着，26道弯？比环法还多5道弯。我们的骑行服上结了厚厚一层盐渣子，我看了一眼表，显示温度已经到了39度。我们并不吃惊。
山脊的路更糟糕，有很长的碎石坡，即使单独站立都觉得不稳，我们还要推着车和行李。在接下来的一个小时里，我们只蹭了15公里。更大的危机是我们随身带的饮用水已近枯竭，前面的分叉路口，我们必须选择对的路走。否则，我们不是被冻死就是被渴死。仍然毫无依据，摊开地图也有种掷骰子的感觉。我喝了水带里最后一口水。没问题的，下一个拐弯肯定有商店或者人家。包里还剩几个士力架，足够应付我们到达下一个补给站了。怀着必胜的信心，我们开始了无休止的下降。事后，我们给这个山谷起名“死亡之谷”。不仅因为地势陡峭，路面松滑。而是因为地图显示，这条路的尽头有一个小村子。但是当我们下降到谷底，迎接我们的是结结实实的死路。地图是错的！我们要重新上升到山顶，而三个人都已经没水了，立刻折返显然是自杀。如果我们原地宿营，那么迅速下降的气温肯定会把三个只带了睡袋的笨蛋冻成“笨蛋冰棍”。别无选择，我们只能选择另寻路，继续下降。
大约又下降了600米，终于隐约看见了岔路尽头的几座房子，我们决定拐过一个U形弯，再下降200米，因为下面的河边有一个规模更大的村子。然而当我们接近村子的时候才发现自己再次选择失误，这是一个被废弃的村子，根本没人，也没有饮用水。沮丧得已经无话可说的我们只能推车重新上来。200米，我们花了整整一个小时。黑暗中，三个人的脸一个比一个臭。
胡利安和山龙花了45分钟，修整车子，补胎，发呆，无所适从。他们已经呈现出初期的缺水症状。必须得赶紧弄到水。我们挨家挨户地敲门，希望谁家此刻有人，能救我们。尽管有房子，但在藏区，人们依然习惯游牧生活，房子有人的几率只有不到50%。这时，我们的救星洛桑出现了。他独自在家，家里的其他人都去采虫草了。他给我们做了面条和鸡蛋，而我们只顾着一壶又一壶地喝水。最后，洛桑不知道从哪儿弄了三瓶啤酒，不知道是兴奋还是感动，或者是委屈、对自己的失望，总之，我喝着啤酒的时候挺想哭的。晚上，我们就睡在洛桑家的二楼，从屋顶依稀能看见星星。
第六天早上，洛桑拒绝了我们的“住宿费”。没辙，我只能偷偷地把钱塞到茶壶底下。我们的肚子填满了，水壶水袋装满了，走了两个小时，终于走出了“死亡之谷”。索性，我们放弃了去理塘的计划。沿着山脊走回去，再次路过“26道弯”，然后从桥上过河。在桥上，我爆胎了。发出一声巨大的闷响。六天了，它也受够了。换上备胎后，我们决定放松一下——搭车。一个卡车司机答应我们把我们带到下一个垭口。他说在这种恐怖的路上跑，就算是卡车的寿命也只有两年，两年后必须换车。
他放下我们后，我们又接着骑了40公里。入夜后，另一位救星降临。一个叫大山的圆脸大汉收留了我们。他最特别的地方就是，他是汉民。大山的妻子不在家，只有六岁的女儿陪他。他给我们做了绿洋葱鸡蛋煎饼，山龙说，他数了，大山足足放了20个鸡蛋。第二天，我们上路后，大山也出发去采虫草了。他说，如果我们再晚一天来，他家里也没人。
第七天，170公里的路程，2300米的爬升。好在大部分都是路况很好的沥青路，但是康定上面的垭口温度只有零下两度。暴风、冻雨、然后是如约而至的降雪。下降的时候，三个人抖得像三个外国筛子。不仅如此，迎面而来开着大灯的卡车晃得我们什么都看不见，只能狼狈不堪地好像老鹰捉小鸡一样躲着。骑了35公里，下降超过1500米，终于回到了康定。我的Garmin手表显示，我当天消耗了6000卡路里。
第二天早上，我们离开前往康定机场。海拔4,300米的康定机场是世界上海拔第三高的机场。当天的能见度特别高，贡嘎清晰地从我们视线的左侧拔地而起，冲向云霄。从这个角度，我们这些天骑行的路线似乎格外清晰。我们看着那些蛇状小路绕山而走，唏嘘不已。在这些山里的小村子里居住的人，也许一辈子都没有走出来，去过国外。但是当一群老外需要帮助，他们会不假思索地邀请你进屋。上帝不保佑他们，还会保护谁？
甘孜，我们会再来的！
文/汤姆·格里默(Tom Grimmer) 图/山龙(Shannon Bufton) 译/Yeenzi